阅读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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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高兴，当年周报的老同事顾军同学看了我的blog，又去报馆数据库中搜了一遍，把我上次提到翻译《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史》中的片断找了出来发给我。当年考虑到阅读效果和篇幅，做了些编辑加工，加了些副标题，是为编译。

从危机走向独立———《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百年侧影

■德温特·梅（Derwent May）

贝尔密谋反击北岩勋爵登场

    1908年，阴云开始笼罩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上空。这一年，它的母报《泰晤士报》的财政状况越来越糟。总经理贝尔（Moberly Bell）想尽一切手段为报馆注入新的资金，结果都是徒劳。一些持有股份的业主见势不妙，开始另谋打算。其中，最大的业主沃尔特（Arthur Walter）的计划，从此改变了《泰晤士报》和《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命运。

　　亚瑟·沃尔特是1785年创办《泰晤士报》的沃尔特家族第四代传人。到他这一代，家族对《泰晤士报》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了。眼看着这份家业败落，他心有不甘。于是，他背着贝尔和《泰晤士报》总编辑巴克尔（George Buckle），在他乡间的别墅中偷偷和报业巨头、廉价小报《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老板皮尔逊（Cysil Arthur Pearson）达成了合资协议。按照这份协议，双方将以《泰晤士报》和《每日快报》为基础成立一个新公司，皮尔逊担任总经理，沃尔特则出任董事长。

　　1908年1月7日的早晨，在多佛看望女儿的贝尔起床翻开当天的《泰晤士报》，不禁大吃一惊，接着是勃然大怒：在报纸的社论版上赫然登着沃尔特和皮尔森关于两报即将成立新公司的声明，而他竟然像傻瓜一样被蒙在鼓里！同样又惊又怒的是巴克尔，他在这期报纸出版的前夜接到了沃尔特刊登这份声明的指令，他别无选择，只能照登。但他很生贝尔的气，因为他觉得这么重大的事情，贝尔应该知道，并且应该和他商量。

　　贝尔的反击战开始了！他的一位同事F.Harcourt Kitchin这样描述充满斗志的贝尔：“他已经看到，此生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即将展开，他的眼中闪耀着战斗的光芒。”当时，Kitchin还问贝尔，如何对付“皮尔逊的那档子事”，贝尔的回答是：“砸烂它！”

　　贝尔的反击计划同样是在高度机密中进行的。很快，他拉拢了《泰晤士报》其他股东，一致推翻沃尔特的计划，与此同时，他也物色到了另一位实力雄厚的买家———北岩勋爵（Lord Northcliffe）。当时，北岩勋爵已凭藉他的廉价小报《每日邮报》成了报界大亨。为了防止泄密，两人在通信中使用了代号，北岩勋爵叫X或者Atlantic，而贝尔则以Canton自称。所以直到当年的3月8日，沃尔特还只知道，有一个叫X的人正在收购他的报纸。就这样，北岩勋爵这个白手起家的报业大亨，在1908年3月16日这一天，花了30万英镑，成了英国第一大报的大业主。虽然名义上沃尔特仍然是公司的董事长。

聪明反被聪明误  “三只乌龟”全换班

　　一开始，贝尔对这一搬来“空降兵”北岩勋爵的杰作极为得意。他满心以为，这一招既从经济上挽救了《泰晤士报》，也可以保证新业主不干涉报馆的事务。只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救了报纸，却低估了北岩勋爵，最后把自己的命也搭了进去。

　　北岩勋爵对《泰晤士报》明显的干涉开始于报馆老东家亚瑟·沃尔特逝世的1910年。沃尔特一死，北岩勋爵的顾忌更少了。做惯了黄色小报的他，越来越对《泰晤士报》没有耐心：在过去的几年中，他把黄色小报《每日邮报》赚来的大把利润投入到《泰晤士报》，结果好像打了水漂，报纸的面貌没什么变化，38000份的发行量也只比他三年前入主《泰晤士报》时略高一点。他把这种“死气沉沉”的局面归咎于报馆的三个主管：总经理贝尔、总编辑巴克尔和国际部主任切罗尔（Chirol）。私底下，他称他们为“三只大乌龟”或者“三个修道士”。1911年1月发生的一件事情，坚定了北岩勋爵除掉这“三只乌龟”的决心。当时，英国正准备签署一项国际条约《伦敦宣言》，根据这一条约，签约的国家必须承认在战争中，中立国家拥有某些权利。北岩勋爵认为，一旦发生战争，这个条约将严重束缚英国海军的行动，削弱英国的实力。因此，他发动手下的几家报纸摇旗呐喊，鼓噪反对英国加入条约。偏偏《泰晤士报》唱对台戏，支持英国签署条约。最终，他和《泰晤士报》各退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泰晤士报》不表态。

　　从此，北岩勋爵变本加厉，向“三个修道士”施压。贝尔首先倒下了。1911年4月5日他在北岩勋爵对《泰晤士报》层层加码的改革要求中，累死在书桌上，死的时候，手里握着笔，面前是一封写了一半的信。他一死，北岩勋爵从自己的《每日镜报》调来的接班人尼科尔森（Reginald Nicholson）立刻走马上任。同年12月，心灰意冷的切罗尔辞职而去。与此同时，北岩勋爵把《泰晤士报》驻约翰内斯堡记者杰弗雷·罗宾逊（后改名杰弗雷·道森Jeoffrey Dawson）调进报馆，迫使总编辑巴克尔辞职，罗宾逊接任总编。这样，到1912年年底，《泰晤士报》的实权人物已经统统换成北岩勋爵自己的人马了。
　　
《文学副刊》：北岩勋爵的“出气筒”

　　在这种情况下，布鲁斯·里奇蒙德（Bruce Richmond）作为《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主编，成了《泰晤士报》原来领导层中留下来的职位最高的人了。他和北岩勋爵之间的冲突再所难免。

　　北岩勋爵打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里奇蒙德和他主编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早在1912年8月———《泰晤士报》两任总编巴克尔和杰弗雷·罗宾逊交接的过渡期——他就写信给罗宾逊，抒发他对《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不满。信中说： 

亲爱的罗宾：
　　在出版季来临之际，我想提醒你，当务之急要解决的是《文学副刊》。如果你追溯到它的前身《文学》杂志——这是老《泰晤士报》的失误之一——你会发现，即使在当时，他们都意识到《泰晤士报》在书界中的主要对手是每年都有几百页图书广告的《旁观者》。
　　《文学副刊》的视野已经变得比过去都狭窄。实际上，《泰晤士报》对当代小说家作品，和对现代画家的绘画作品的关注相差无几。我认为里奇蒙德应该马上意识到，他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泰晤士报》负有责任，而不是仅仅对《文学副刊》。虽然迄今为止，《文学副刊》的质量是第一流的，但它内容的范围必须更加开阔，如果我们想和《旁观者》、《民族》以及其他日报的文学版竞争的话。《泰晤士报》过去总是抢先发布新闻的垄断者，可这一地位已经失去了，里奇蒙德连收集新闻都做不到……
　　《泰晤士报》里有一种轻视现代作品的倾向。我不相信编辑部里有谁和当代作家们有过节，可他们贬低、轻视许多优秀的现代作品的习惯，分明是在强化这种倾向。我不相信里奇蒙德能做到我们的要求。我希望你能在这方面帮一把……
　　单单《旁观者》一家的盈利，就比整个泰晤士出版公司和它的所有副刊的要多。

　　这封信，充分流露出北岩勋爵矛盾的心理：既迫切地想要提高《泰晤士报》的发行量，吸引更多广告，又不想背上降低《泰晤士报》品质的骂名。他希望以一些体面的方式提高报纸的销量，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他对里奇蒙德很不满意。

　　即使在罗宾逊出任《泰晤士报》总编后，北岩勋爵仍在早上看过报纸后，经常给罗宾逊写条子，对报纸评头论足。至于《文学副刊》，他要么称之为“一份给几千名读者看的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消遣刊物”，要么骂它“高高在上，不近人情”，反正横看竖看都不顺眼。1912年12月12日，他给罗宾逊的纸条上写着：
   
亲爱的罗宾：
    我相信，今天早上出版的《文学副刊》毫无吸引力，没有多少人会看。
　　对这份报纸的未来，有一点是确信的：在不降低格调的情况下，报纸内容的范围必须扩大，不然发行量会很小，报纸停掉拉倒。
　　第二天，罗宾逊以一套外交辞令答复北岩勋爵：
　　我非常同意您对这一期《文学副刊》的看法。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们已经为拓宽报纸视野做了大量工作，但显然这需要时间。我会去了解此事……

　　1913年的报业大战，使得北岩勋爵更加迫切地想改革《文学副刊》。这一年，《泰晤士报》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只卖一便士的《晨邮报》和《每日电讯报》，这给售价三便士的《泰晤士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从五月份起，《泰晤士报》调价到每份二便士，并打出“最易读的报纸”的口号。这次调整很不成功，《泰晤士报》的发行量仅从41000份上升到47000份。

　　气急败坏的北岩勋爵把气出到《文学副刊》上。6月28日，他气冲冲地告诉罗宾逊：

　　我确信，《文学副刊》是造成我每天看到的数字（指发行量——译者注）令我心寒的重要因素，它迟早会引起大危机。我已经一遍又一遍地找里奇蒙德谈改《文学副刊》的事。可他要么是铁了心不予理睬，要么是没有能力改。从他以前说的话来看，我认为他是根本不想改。
　　我痛恨干涉编务，可我的责任很清楚。我建议你给里奇蒙德四个星期时间改革《文学副刊》，不改的话，你可以把主编换了。找一个能改进的主编容易得很。
　　以前人们都盲目地以为，有《文学副刊》的那一期《泰晤士报》销量必然上升。统计数据证明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所幸，北岩勋爵太忙，不管他骂得多凶，用不了多久他的注意力又会分散到其他地方，而里奇蒙德仍旧我行我素，做他的“给几千名读者看的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消遣刊物”。这期间，他为了取悦于北岩勋爵，出了一期小说特刊。

《文学副刊》：生存还是毁灭

　　真正改变《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命运的是在1914年。这年2月，北岩勋爵邀罗宾逊和报馆的骨干到巴黎商讨将改版后的《泰晤士报》定价调到一便士。北岩勋爵将这次调价和改版视作他“事业中需要承担的最大的责任”，格外重视。就在众人讨论《泰晤士报》是否也要刊登书评的时候，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如果登的话，《文学副刊》还有必要存在下去吗？”里奇蒙德和《文学副刊》突然就成了“To be，or not to be”的问题。

　　在这个生死存亡的节骨眼上，《泰晤士报》两位主政者总经理尼科尔森和总编辑罗宾逊通过让《文学副刊》独立的办法，巧妙地挽救了《文学副刊》。从当时的两封信中大约可以看出个中微妙之处。1914年2月11日，尼科尔森写信给北岩勋爵说：

    我刚和里奇蒙德谈了一小时，向他强调了使《文学副刊》更大众化的绝对必要性。他回答说，他正在尝试各种手段来做到这一点，满足您的愿望。为此，他在每个领域都挑选一本书在报纸上作介绍，使其尽可能多样化。……他今天上午还见了出版商John Buchan，了解他们什么书最好卖。我告诉他，就这么做，再去和其他出版社谈谈，了解他们有什么畅销书。从去年9月以来，我们已经增加了一通栏介绍小说的内容。
　　我知道里奇蒙德的问题让您烦恼。您不必如此吧？以后我们几乎不可能再维持《文学副刊》，把它并到《泰晤士报》里，那样就不需要里奇蒙德了。虽然罗宾逊执意力保他，但这不是问题，罗宾逊告诉我，有出版社请里奇蒙德去工作。

　　从这封信看，《文学副刊》似乎马上就要被并入《泰晤士报》了。但四天以后（2月15日）北岩勋爵给尼科尔森的回信却显示出，尼科尔森策划的是完全相反的计划：他要让《文学副刊》独立核算。

　　北岩勋爵在信中说：

      你必须承担起把副刊分离出去而削弱《泰晤士报》的责任，这种做法是我个人不能接受的。我会尽我所能帮助《文学副刊》。你知道，我这么做有悖于我更正确的判断，而只是为了尊重你。不过如果你的提议证明是错的，那我敢保证，你的薪水会成问题……
　　在我工作过的大多数地方，人们都愿意接受我的建议，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真让我大吃一惊……
　　今天早上的《观察家》登了一个《文学副刊》的广告。钱是谁出的？我们可没给《文学副刊》广告费的预算。看来你已经开始了这个疯狂的计划了。

　　是的，“疯狂”的计划开始了，一点也不疯狂。从这以后至今，《文学副刊》就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地位。

　　从北岩勋爵的这封信可以看出，尼科尔森在这场挽救《文学副刊》的斗争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实际上《泰晤士报》的主编罗宾逊也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非常尊敬里奇蒙德，两人私交很深。

　　至于北岩勋爵，尽管他在信里如此措辞严厉，《文学副刊》以这种方式脱离他的管理，仍让他感到高兴。《泰晤士报》降到一便士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降价头一天的报纸就卖掉15万份，他已经无暇顾及《文学副刊》了。

北岩勋爵故态复萌  指手划脚《文学副刊》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独立核算后的《文学副刊》在1914年发行量一度上升到41974份。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销量又下滑了。经过两次报价上涨，到1918年战争结束，《文学副刊》的每期销量平均在29000多份。在战争中出现这样的动荡其实并不奇怪，一到战争结束，报纸的销量又渐渐回升了，到1919年，即使是在报价上涨到3便士的情况下，《文学副刊》的平均每期销量为31864份。

　　战后，热衷政治的北岩勋爵和首相劳合·乔治闹翻了，他开始给《泰晤士报》主编罗宾逊施压，要为反对劳合·乔治大造舆论攻势。识时务的罗宾逊意识到，他离开《泰晤士报》的时间到了。1919年2月，罗宾逊辞职，接任者是国际部主任斯蒂德（Wickham Steed）。前一任《泰晤士报》主编巴克尔专门给罗宾逊写了封信，称赞他“你使《泰晤士报》形成了鲜明的性格，使其有别于其他报纸，即使它们同属于一个老板……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你仍高扬独立的公共良知的旗帜。”但是，巴克尔担心，随着罗宾逊的辞职，里奇蒙德等《泰晤士报》的元老也跟着引退，那样，《泰晤士报》的传统也许就要失传。

　　但是，里奇蒙德并没有退休，尽管在《泰晤士报》系统，他已几乎完全孤立。这使《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那种崇高的独立传统，得以继续发扬。

　　在一战后的最初几年，北岩勋爵对《文学副刊》并不怎么留意。1919年1月，他任命在美国时的老部下斯图亚特上校（Colonel Campbell Stuart），取代尼科尔森《泰晤士报》总经理的位置，全权代表他与总编辑斯蒂德共事。然而，到了1921年，北岩勋爵故态复萌，又开始对《文学副刊》指手划脚起来。这一年7月6日，他在给斯图亚特的信中说：

    印刷厂广场（译注：《泰晤士报》所在地）充满了食古不化的东西……死气沉沉，特别是《文学副刊》，销量跌得太厉害了。它每星期不卖掉八万份是毫无理由的。它的风格应该轻松些。我老听人抱怨《文学副刊》刊登的有文摘的书评不够多。

　　北岩勋爵的抱怨虽然是老调重弹，但他说的销量下跌却是事实。那几年的《文学副刊》多次提价，造成销量连年下跌。不过，报纸的收益反而越来越多。1920年报纸的纯利润还是1861英镑，1922年已经猛增到12214英镑，足足翻了6倍多。增长的很大原因是广告的增多。

　　1922年新年，北岩勋爵结束了环球旅行，回到英格兰，下决心要做《泰晤士报》真正的主人。他买断沃尔特家族剩下的股份，计划架空斯蒂德，亲自上阵做《泰晤士报》主编。到三月份，几乎所有关注着北岩勋爵的人都同意斯蒂德的说法，“他在发疯”。一时间，报馆上下都在传北岩勋爵为什么自我膨胀的笑话：劳合·乔治首相辞职了，北岩勋爵要取而代之了。

分分合合《文学副刊》再遭折腾

  归笑话归笑话。北岩勋爵的视线最终还是落到了《文学副刊》身上。1922年3月27日星期一，他传信给斯图亚特，批评《文学副刊》：

　　你派人把里奇蒙德叫来谈谈。告诉他《文学副刊》每星期抢走了《泰晤士报》两万名读者。自从《文学副刊》创刊，《泰晤士报》文学方面的内容就一蹶不振了。他得马上把《泰晤士报》文学版的质量提高到我满意的程度，不然就把《文学副刊》并到《泰晤士报》周五的版面里去。所有重要的文学、图书新闻要在《泰晤士报》上首发……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文学副刊》并掉。那将带来巨大的广告额，增强报纸的竞争力。我已经跟史密斯（注：斯图亚特手下的经理）说过，在这个报馆危机时期，报纸增开两个版面，用来打发《文学副刊》。和里奇蒙德谈完把结果告诉我。如果谈得不满意就立即宣布《文学副刊》和《泰晤士报》合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时的北岩勋爵眼中，《文学副刊》的错不再是它太弱、太差，而是它太好了，它刊登的书评、文章应该在主报《泰晤士报》上登。

　　身在法国避寒胜地波城度假的斯图亚特当天就发电回复：

　　收到你的电报后，星期一就已安排合并事宜。定在4月10日的那个星期开始，将在那周出版的《文学副刊》和周四出版的《泰晤士报》上同时宣布。这样我就有时间调整广告合同。我们必须保证每天上一个整版的书评和广告。

　　第二天，即3月28日，北岩勋爵回电：

　　非常感谢你的努力……要强调合并以后《泰晤士报》的读者将免费看到《文学副刊》的事实，还要向里奇蒙德说清楚，必须多做一些畅销书。

　　但是，他在当天晚些时候又发了一份电报：

　　推迟宣布合并《文学副刊》一星期，让我考虑考虑里奇蒙德给《泰晤士报》提的方案。如果他能让我满意，《文学副刊》也许可以继续出。让我有个通盘计划。你和我沟通得不够。我什么也听不到。

    3月29日，北岩勋爵又发电：

    如果《泰晤士报》不能首发《文学副刊》上的任何文章，那样的方案我是不满意的。

　　3月31日，一场严重的内阁危机分散了北岩勋爵的注意。斯图亚特发了一份长电给他：

　　谈到《文学副刊》，我在收到你的电报十分钟内就和里奇蒙德谈了。再听了每个人的看法后，我建议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在《泰晤士报》每天开一个版面介绍书，刊登广告。介绍的书不用像《文学副刊》的那么深，但要全面。……我建议我们不要合并《文学副刊》，而是在星期四的《泰晤士报》和星期四的《文学副刊》上宣布，从星期一开始《泰晤士报》将刊登文学方面的文章。请尽快回复，谈谈你的看法。……我已向里奇蒙德提议，请他担任《泰晤士报》的文学顾问，总体负责《泰晤士报》的文学版。他非常能干，我不希望他到其他报纸去。他对我的方案很赞同。这是我大致的方案。我们也许有一天会合并《文学副刊》，但得等到将来……

　　对这封电报，北岩勋爵于4月2日回电说：

　　非常同意你完美的方案。这个计划不会干涉《文学副刊》了。不过不能晚于4月10日公布。为什么不安排在下周五的头版上公布呢？我们对有趣的书介绍得太少。这话我已说过上百遍了。

　　这份电报之后不久，北岩勋爵就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批评他的另一份报纸《每日邮报》上去了。
　　这样，斯图亚特上校——又一位《泰晤士报》总经理——运用几乎和1914年尼克尔森同样的手段，挽救了《文学副刊》。

尾声：恰如其分的敬意

　　这件事后，北岩勋爵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于1922年8月14日去世。《文学副刊》直到8月31日那期，才在“来信”栏通过一位评论家、北岩勋爵的好朋友的口，提到了北岩勋爵的死讯。人们都认为，《文学副刊》这么处理，一定是里奇蒙德故意这么安排的。他以这种方式，来向北岩勋爵这位老东家表达必要而恰如其分的敬意。

　　（编译自《批评时代：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史》Critical Times：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作者：Derwent May，HarperCollins出版社2001年版，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 2002年10月4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