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秘密

版权声明：转载时请以超链接形式标明文章原始出处和作者信息及本声明
http://noanswer.blogbus.com/logs/11106918.html

    早上打开电脑，看桌面上一大堆文件，乱哄哄的，便想清理一番。正好看到其中有好几个月前，给老六的《读库》写的这篇稿子。印象中好像还没有在blog上贴过。就放在这里晒一晒，备个案吧。记得稿子在《读库》0702期上发了以后，他抱怨说写得太短。回想一下，当时因为手头忙着出版的事情，确实也没能把更多的细节和想法融入文章中。现在手头掌握的资料更充分了。以后有机会再好好补充一下吧。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上午，纽约阴雨连绵。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的圣保罗教堂里，聚集着数十位作家、出版人和文学经纪人，他们来向哥大新闻学院毕业生、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作最后的告别。教堂里传出贝内特的好友、著名女歌手菲丽丝·纽曼在教堂里低回的哀歌。贝内特·瑟夫的老部下杰生·爱泼斯坦，站在高大的赛斯·洛纪念图书馆的阴影中与人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心中涌起感慨：“我知道，我们告别的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出版家与亲爱的朋友。”

    三十六年后的今天，当我在杰生·爱泼斯坦半自传著作《书业：出版的过去、现在与未来》（Book Business：Publish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中看到这一细节时，不由也心生感慨：“杰生·爱泼斯坦未说完的话，是他们在告别一位伟大的出版家和亲爱的朋友的同时，也告别了一个伟大的出版家时代。因为，世间已无贝内特。”

    从一九二三年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一脚踏进出版界，到一九七一年八月因心脏病发作猝死，贝内特·瑟夫在近半个世纪的出版生涯中，见证和亲历了美国出版业经过两次“平装书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家庭作坊”式的小规模产业迈向出版社发行股票上市、兼并收购其他出版社乃至被更大规模的传媒集团收购的资本时代。今天，由贝内特·瑟夫、阿尔弗雷德·克瑙夫、理查德·西蒙、马克斯·舒斯特、本·优比克等一代犹太裔出版家所开创的美国出版社依然在延续，依然是今日美国商业出版中的主要力量。但是，当年那个各具特色、充满个性的出版家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我度过了快乐的一生。……有一点我说了许多次了，“一点点幽默就能让我们的生活有劲头。这一直是我的信条。有人曾经问我，“你希望自己的墓志铭上写什么？”我总是说，我希望这样写：“每当他走进房间，人们总是因为他的到来而更快乐。”在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At Random：The Reminiscences of Bennett Cerf）的结尾，贝内特·瑟夫道出了自己一生的信条：快乐。

    读过《我与兰登书屋》的人，对此一定会会心一笑，并且点头。贝内特一辈子做出版，写专栏，编笑话文集，主持广播节目，当电视节目嘉宾，作演讲，做每一件事情都带着发自他内心的童心和乐趣，给他的读者、观众、作者、家人和朋友们带来无数欢乐的笑声，还在身后留下了这部妙趣横生的回忆录，让他的快乐感染一代又一代读者。但他本人没有看到这本书的问世：《我与兰登书屋》是贝内特·瑟夫的遗著。从一九六七年九月至一九六八年二月，他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合作，作了二十一次问答式长篇访谈。一九七一年三月，他又补写了一些笔记，对口述历史的内容作了更新，并以此为基础动笔撰写回忆录，他用自己最喜欢的双关语文字游戏，取书名At Random，既有“在兰登书屋”的字面含义，也以英文中的固定词组“at random”暗指兰登书屋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的自由派出版主张。

    可惜的是，一九七一年八月，他在纽约郊外基梭山小镇的别墅中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留下了未完的书稿。时任兰登书屋总编辑的阿尔伯特·厄斯金在瑟夫遗孀菲丽丝·瑟夫的帮助下，把哥大的口述历史材料和瑟夫留下的大量日记、剪报编辑整理成完整的书稿，于一九七七年八月——也就是贝内特·瑟夫逝世六周年之际——由兰登书屋推出精装版。二〇〇二年兰登书屋成立七十五周年，出版社又请作者长子克里斯托弗·瑟夫作序，推出平装版。

贝内特·瑟夫于一八九八年出生于纽约曼哈顿一个犹太人家庭，家境优渥。他后来在自己的出生证上写了一句话调侃自己：“麻烦从此开始。”他十六岁那年母亲去世，留给他十万美元遗产。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以优等生资格毕业后，瑟夫一边跟着舅舅在华尔街的证券公司工作，一边在《纽约论坛报》当财经版编辑，日子过得很逍遥。不过由于在报纸上胡乱回答读者来信，他很快丢了报社的饭碗。一天，他大学时代的好友、在利弗莱特出版社当发行员的理查德·西蒙知道他爱读书，跑来问他是否有兴趣接替他的位置，因为西蒙本人要和另一个哥大同学马克斯·舒斯特合伙成立自己的出版社了（这就是后来的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瑟夫跟着西蒙去见出版社老板贺拉斯·利弗莱特。利弗莱特是个花钱毫无节制、经常欠别人一屁股债的人，他知道瑟夫家里有钱，提出只要瑟夫拿出两万五千美元，就让他当副社长！于是，瑟夫拿起电话给证券公司说：“我今天下午不回来了。实际上，可能再也不回来了。我在考虑进入出版业，再见了，大家。”

在利弗莱特出版社两年，瑟夫从上到下学会了出版业务中的所有环节知识。看着同龄人西蒙与舒斯特凭借出版一本小小的填字游戏书而发了大财，瑟夫的屁股也坐不住了。一九二五年，趁利弗莱特再度陷入财务危机，瑟夫找来好友唐纳德·克劳弗尔，合伙买下利弗莱特出版社最重要的出版品牌“现代文库”。这套低价精装丛书专收经典作品和经市场检验证明可以持续畅销的当代文学作品。当时美国还没有出现平装书，价格低廉的“现代文库”销路十分可观，加上两人用心经营，不到两年时间，“每一所大学都在使用‘现代文库’的图书”，当初的投入全部赚回来了。每天他们干到中午就无事可干了，有大量的时间玩桥牌，下十五子棋，打高尔夫，追女朋友。创业阶段的年轻人当然不会满足于这样安逸悠闲的生活。瑟夫时常想起在利弗莱特出版社的日子，那种出版新书的兴奋劲儿，“现在已离我远去，因为我们只出版供别人消遣的再版书”。于是到一九二七年，他们将业务范围扩大到代理、出版利润十分可观的限量精装珍藏版图书，也要“不定期偶然性地（at random）出版几种新书”，“兰登书屋”从此诞生。

在《我与兰登书屋》序言中，曾经担任兰登书屋编辑和著名儿童节目《芝麻街》制作人的克里斯托弗·瑟夫回忆说：“爸爸最让我感到亲切的特点是他永远的乐观——他似乎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快乐。而且他天生就有一种亲和力，能把这种快乐带给他周围的每个人。”克里斯托弗显然从小就对父亲有这样的印象。他八岁时，有个出租车司机问他长大以后想干什么，他答道：“我要当出版家，因为他们干的所有事情就是整天说笑。”孩子的话说得没错。贝内特·瑟夫凭着对书的热爱，让文学出版变得充满乐趣、冒险和刺激，也很有人情味。

    贝内特·瑟夫和唐纳德·克劳弗尔一开始就分工明确：贝内特负责编辑、广告、公关和推广，唐纳德主管行政和制作；发行业务共同承担。贝内特性格外向活泼而缺乏耐心，唐纳德则相反，为人和蔼亲切而沉静，两人一动一静配合十分默契。我们只要看看杰生·爱泼斯坦所描述的颇具喜剧漫画色彩的兰登书屋编辑部会议场景，便能明白两人迥异的性格和当时兰登书屋洋溢的欢乐氛围：“我们偶尔召开的会议十分混乱。唐纳德通常拿着烟斗吞云吐雾，一动不动看着窗外的麦迪逊大街。贝内特则相反，他没有一刻消停。总是说着笑话，转换话题，刚跑出去，回来讲了个笑话，一转眼又出去了。”编辑们也十分自由，可以自主决定看中的书稿选题，贝内特和唐纳德通常都不太干涉，除非涉及到高额预付金。对待编辑，瑟夫也充满人情味。兰登书屋著名编辑罗伯特·卢米斯至今仍记得，贝内特常常会跑到他办公室，问他在出版社是否快乐。有一次，贝内特和唐纳德犹豫再三，不得不解雇一位编辑——这在兰登书屋历史上极为罕见。这位编辑在他们面前接受了决定，站起身离开时，颇为凄凉地说，原本打算买房子，现在只能不买了。于是贝内特和唐纳德自掏腰包，借钱给他渡过难关。

瑟夫不用编稿子，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开拓重要作家、作品、吸收优秀编辑，维护与重要作家的关系。兰登书屋从一开始就出手不凡。瑟夫先是趁所有出版社还在纽约缠着大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经纪人讨价还价的时候，径直坐着“摇摇晃晃”的飞机跑到奥尼尔所在的海岛别墅，说服奥尼尔直接与兰登书屋签约。他异想天开出版《尤利西斯》的大冒险，不仅为兰登书屋带来滚滚财源，更对当时的美国出版审查制度以有力一击。一九三二年，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已经在欧洲博得评论界赞赏，颇为畅销，在美国却被列为禁书，盗版都要坐牢，连美国游客从欧洲带回来的书海关都要没收。在这种情况下，要在美国出版《尤利西斯》就必须通过法律解除政府禁令。瑟夫认定美国保守的社会风气已经在变化，出版《尤利西斯》肯定能大赚。他想出妙计，先是用《尤利西斯》的部分版税为条件“引诱”著名律师莫里斯·恩斯特接下这个案子，再跑到巴黎跟詹姆斯·乔伊斯见面签约，不仅答应他高额版税，还给了他一笔预付金，承诺就算官司打输了也不用还。紧接着，他让人到欧洲带回一本夹带着欧洲众多评论家、作家正面评论的《尤利西斯》，故意让海关没收，以此为法庭辩论出示的证据。最终，伍尔赛法官在判决书中说：《尤利西斯》“是为了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学手法来观察、描绘人类而做出的严肃而认真的尝试。”这一判决书成为美国出版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部严肃的文学作品再也不会因为书中的性描写而轻易遭到法律的封杀。

《尤利西斯》是兰登书屋历史上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商业畅销书。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报道和图书巨大的发行量令兰登书屋大出风头。从此，兰登书屋的书目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重要作家的名字：马塞尔·普鲁斯特、格特鲁德·斯泰因、威廉·福克纳、辛克莱尔·刘易斯、W .H.奥登、威廉·萨拉扬、巴德·舒尔博格、欧文·肖、杜鲁门·卡波特、E.L.多克特罗、菲利普·罗斯……这么多作家来到兰登书屋，当然不是贝内特·瑟夫一人之功。他们有些是跟着其他出版社的编辑跳槽过来的，譬如辛克莱尔·刘易斯，也有些是因为一九三六年史密斯-哈斯出版社并入兰登书屋而带来的，譬如威廉·福克纳。但更多新作家是因为瑟夫在杂志上看到一篇短篇小说或一篇文章，见都没见过作家本人就果断签约了。威廉·萨拉扬、杜鲁门·卡波特就是如此。

并不是说，兰登书屋只出版文学小说和严肃作家。事实上，他们也出版大量轰动一时但很快被人遗忘的通俗小说。有的竞争对手称贝内特·瑟夫并不是文人（literary man），而是剧团经理般的企业家。但正如杰生·爱泼斯坦所说，“令兰登书屋和普通出版社不一样的是，贝内特·瑟夫觉得在自己的书目上有菲利普·罗斯、威廉·斯泰伦这样的作家是多么重要。其他出版人可能知道一千种不用出版严肃作家也能发财的路子。但贝内特·瑟夫不这样。”在《我与兰登书屋》中，瑟夫经常提到自己把书稿带回家，晚上或周末读完之后决定出版还是放弃这本书。瑟夫还说：“每一位受人尊敬的出版家都应该出版诗歌，甚至一些明知亏本的诗歌。多年来，我们也出了自己的一分力。”自尤金·奥尼尔之后，兰登书屋还持续出版戏剧剧本。瑟夫深知，出版这些市场很小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会亏本，却可以为兰登书屋树立威望，吸引年轻的剧作家和从未出过书的新作家。而对于特格鲁德·斯泰因这样风格独特、特立独行的现代派作家，他一面形容自己是个“几乎一点都看不懂斯泰因小姐写的东西、但又从心底里敬佩她的勇气以及她对人性与自由无限热爱的出版人”，一面向斯泰因承诺，任何她想要出版的东西，我们都乐意出版。瑟夫给斯泰因天书般的名著《美国地理史或人类本质与人类心灵的关系》写的“出版者告白”颇为荒唐，充满自嘲、幽默，堪称经典：

这个位置通常用来简单介绍书的内容，但对这本书，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不知道斯泰因小姐在说什么。我连书名都看不懂。我非常尊敬斯泰因小姐，也很喜欢出她的书，虽然大部分时候我看不懂她的思路。格特鲁德小姐告诉我，那是因为我是个笨蛋。

……

在贝内特·瑟夫的领导和影响下，兰登书屋当时位于麦迪逊大街四五七号的办公室、他自己的家乃至编辑们的家都成了作者们的另外一个家。作家们不用事先打招呼就可以跑到兰登书屋直接上楼去各间办公室。编辑们有时早上来上班，还会撞见带着女友在那儿过夜的作家下楼。威廉·福克纳每次到纽约，也把兰登书屋当作他的落脚点。他会径直走进办公室，脱掉外衣。他常常穿着瑟夫送给他的背带坐在那儿，抽着烟斗，看平装本推理小说——这是他消遣的嗜好。有年轻作家来时，瑟夫就说：“你想见见威廉·福克纳吗？”这总是令他们很激动。于是，瑟夫请他们进来，他们的眼前就是这个翘着双腿，穿着背带，叼着烟斗读书的人。瑟夫说：“这位就是威廉·福克纳。”这时，比尔就把烟斗从嘴里抽出，友好地说了声“你好！”又继续埋头看书。还有一次，辛克莱尔·刘易斯在瑟夫夫妇家过夜，三人刚吃完晚饭，鲍勃·哈斯打电话来说比尔·福克纳晚上和他们在一起，是否愿意一起聚聚。瑟夫刚答应，刘易斯说：“不行，贝内特，这个晚上属于我。你干了这么多年出版，难道不明白我今晚不想和别的什么作家在一起吗？”于是瑟夫回电话取消了赴约。刘易斯由于第二天一早要去意大利，早早睡了；瑟夫夫妇则在客厅里坐着。到了九点半，突然听到刘易斯在楼上大喊： “贝内特！贝内特！”瑟夫冲上楼梯叫道：“怎么了？”他说：“我只是确定一下你们没有溜出去找福克纳。”

让个性迥异、古里古怪的作家们个个都高兴可不是容易事！每当责任编辑与作者因为稿件处理意见不一而造成关系紧张时，瑟夫还得充当和事佬与救火队员。譬如深得尤金·奥尼尔和威廉·福克纳信任的责任编辑萨克斯·康明斯却不适合约翰·奥哈拉，他向约翰·奥哈拉提出的书稿修改建议气得奥哈拉拒绝再与他合作。在这种时候，瑟夫就得出面调解，为奥哈拉安排别的编辑。好在他天生爱跟人打交道，“伺候”起作家来真可谓花样翻新，乐此不疲，十分有耐心。他妻子菲丽丝说他们晚上很少单独吃饭，因为不是要出去参加聚会，就是在家里招待客人。瑟夫对此振振有词：“两个人吃饭还不如四十个人吃饭呢！”口无遮拦、反应奇快的格特鲁德·斯泰因有一次到纽约来住两三个星期，瑟夫说：“我成了她的奴隶。她把我像小听差一样随意使唤。”约翰·奥哈拉也经常打电话，直呼“瑟夫儿”（Cerfie），也没别的事，只是请瑟夫帮他订饭店房间。

早在一九三一年，一家书店老板就向他推荐阅读威廉·福克纳的作品。当时福克纳已经出版了包括《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五六本书，但他只在文学界有名，书的销路都很差。瑟夫买了福克纳的新书《圣殿》带回饭店读。又一口气把福克纳的所有书都读了一遍，认定自己要出福克纳的书。一九三六年，福克纳随史密斯-哈斯出版社来到兰登书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其实，一直要到一九四六年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编选出版《福克纳作品选》后，福克纳才真正成为受到大众欢迎的畅销书作家，摆脱贫穷潦倒的困境。但在之前的十多年里，贝内特、唐纳德以及福克纳的责任编辑萨克斯·康明斯始终支持他，时不时地借钱给他（有时是他们自掏腰包），帮他支付过期的房租账单，恳请好莱坞的制片商们提高福克纳的编剧费，也在他恋爱失败、酒醉的夜晚收拾他呕吐后的现场，他洗澡摔伤后送医院，在他执意骑马而摔下受伤后照顾他，同时，也尽可能出版福克纳的作品……所以当一九五零年福克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兰登书屋依然是他忠实的出版社，并不是偶然的。说来也是有趣，福克纳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前，要瑟夫帮他租一套礼服。结果他回来后向瑟夫抱怨，瑞典国王穿的礼服裤子有两条杠，而他的裤子只有一条杠！即便如此，福克纳还是提出要求把这套礼服带走，作为纪念。自然，他说什么，瑟夫就照办。“我不害怕死亡，也不信仰有组织的宗教；我信仰为人应当正派。如果上帝存在，他会赞同你成为一个正派的人。这样的信仰不需要什么仪式。”晚年的贝内特·瑟夫曾经这样说。他对尤金·奥尼尔最后一部剧作《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的处理堪称这句话最好的注脚。一九四二年，萨克斯·康明斯协助尤金·奥尼尔改完他的自传性剧本《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由于这个剧本涉及奥尼尔的家庭悲剧，他希望剧本在剧中涉及的人物全部死光后再发表。最后他与兰登书屋签订合约，规定这个剧本必须在他去世二十五年后才能发表。贝内特·瑟夫签字后就将蜡封的剧本手稿放进了兰登书屋的保险箱。一九五三年，奥尼尔在孤独凄凉中去世。法院在核对他的遗嘱时发现，奥尼尔将自己的两个孩子肖恩和乌娜脱离关系，将他们排除在遗产之外，指定他的妻子卡罗塔为遗嘱的唯一受益人和执行人。不久，卡罗塔找到贝内特，有求兰登书屋尽快出版《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被他一口回绝。贝内特认为，“如果兰登书屋出版这个剧本，在良心上就对不起奥尼尔”。然而，律师告诉贝内特，按照法律，唯一遗产受益人和执行人是可以推翻死者遗嘱的意愿，自行处置死者遗产。这下，贝内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按照卡罗塔的要求出版赚钱；要么放弃这个必然畅销的剧本，交出手稿，让卡罗塔找其他出版社出版。贝内特选择了后者：“我并不为我们在这件事上所采取的立场而感到后悔，因为我至今仍然认为，我们是对的”。奥尼尔的编辑和挚友萨克斯·康明斯对此十分感激。他说：“瑟夫忠于友情的行动使我肃然起敬，但我尤其钦佩他宁可坚持一个出版家的原则也不违背死者的意愿的决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封面上，出现了贝内特·瑟夫的头像。这是《时代》周刊第一次以出版家和出版业为封面报道。其实，对于美国大众而言，瑟夫作为“电视名人”的名气可能比“出版人”大得多。从一九五二年开始，瑟夫应邀担任电视游戏节目《我是干哪行的？》的评委嘉宾，在接下来的十六年时间里，他每周一次出现在全美电视观众的面前，成为家喻户晓的电视明星。不过，《时代》周刊选择贝内特·瑟夫作封面人物并非偶然。就在一年前，传媒业巨头RCA以价值四千万美元的股票收购已经上市的兰登书屋，已经六十七岁的贝内特·瑟夫卸下总裁一职，逐渐淡出出版经营，功成身退。贝内特常常说：“投身出版业，我们是为了做自己喜爱的事业而故意放弃了发财的机会。突然之间，我们就这么不由自主地发财了！”他以卓越的文学趣味、不可思议的商业天才、把握每一个机遇的决断、在逆境中仍不失风趣幽默的智慧，以及诚实公正与慷慨，完成了做为一个爱书人的梦想，也成为美国出版界的标杆与风范。贝内特去世后，他曾为之写了十五年“业界风向”专栏的《星期六评论》刊登了一篇讣告文章，结尾写道：

他立志当一名出版人，也确实成了最卓越的出版家。为了这一事业，他全力以赴。每一个与图书世界有关的人都应感激他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