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年在肇嘉浜路高安路口的均瑶大厦上班,有时吃完午饭(或不吃午饭),会走10分钟的路,到位于高安路近衡山路一个巷子的老公寓楼去。

    有一次去,拐进巷子,前面走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快走到波兰领事馆的时候拐弯,我也拐弯,走到一幢公寓楼上楼,我也跟着上楼。她大概感觉到我在后面一直跟着,似乎有些紧张地回头看看我。一直走到四楼,摁门铃。我还是站在她身后。原来我们是来找同一个人:段晓楣。

    那两年,曾经的一介书屋主人段晓楣,在这里租了一间老式小公寓,搬来两个书架、书桌和电脑,每天骑自行车来,编书稿,以“一介文化”之名为出版社策划书。

    有时候我来喝杯咖啡,聊聊天,送几本新书给她,或者拿几本她策划的新书,甚至歪在沙发上打个盹儿。

    段晓楣开了八年的一介书屋。书店结业后,因为爱书,也始终没有离开书的世界。她所策划的书,大都强调人性、女性主义,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情怀。前两年薄薄一本小说《书店》,她想了一句文案放在封面上:“我就是想开一家书店。”我的眼前至今仍然能够浮现出她晃着脑袋“恶狠狠”地说这句话的好玩样子。

    刚在她博客上看到,她前两年策划的另一本与书店主题相关的书《书店的灯光》(The Yellow-Lighted Bookshop)出版了。她在博客中写了不少这本书的前前后后,同样动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e326a60100b8vt.html

    她说,这本书的封底用了万圣书园墙上的两句话: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然而,正如《书店》的封底上她放的另一句文案:“可是,那个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上海这样一座2000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有意思的书店越来越少。这座渴望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却容纳不了几家真正有趣的书店。

    2000万人口的城市对于图书来说是什么概念呢?台湾全省人口近2300万,每年出版新书4万多种,销量几万、十几万甚至更多的大众畅销书一抓一大把。澳大利亚全国人口2071万,每年的图书销售总近1.3亿册。我不知道上海新闻出版局是否做过相关的统计数据,但可以肯定,如果比较,结果会非常可笑。

    如今,晓楣已经把这个温暖的公寓给退了,搬回家办公。我们的办公室也搬走了。前些天和C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她也曾经去过段晓楣的办公室。我们不禁想,如果当时我也在那里,那会多么有趣。正如怀念一介书屋一样,我也怀念在那个高安路的巷子里消磨掉的午后时光。

  • 保罗·奥斯特在中国刚刚出版的时候,我们所签的两本奥斯特作品《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和《密室中的旅行》尚在翻译中,因此有机会观察其他出版社推广奥斯特的做法和市场的接受情况。浙江文艺出版社一马当先推出《纽约三部曲》,给奥斯特贴上的标签是:“穿胶鞋的卡夫卡”、“后现代侦探小说大师”以及颇为弹眼落睛的引语:“村上春树:能见识保罗·奥斯特是我此生的荣幸。”

    《纽约三部曲》有一个“侦探小说”外壳,因此“后现代侦探小说大师”这个标签导致我们在书店里常常会在侦探推理小说的书架上看到奥斯特的作品,尽管他的小说其实压根与侦探推理无关。

    后一句村上春树的话分量很重,不由令人生疑。网友藤原琉璃君有心,把村上和奥斯特见面后分别写的彼此印象找了出来,见下:

    村上春树版:
       梅亚莉住在Brooklyn安静地段的低层公寓,Paul Auster夫妇就住在附近,加上从曼哈顿赶来的莫纳·辛普森夫妇,那天晚餐相当热闹。可遗憾的是,这样一来我就几乎跟不上交谈速度了。一对一交谈倒还勉强应付得来,但若四五个人像机关枪速射一般舌来唇去,仅听其大意便已累得够呛。交谈本身固然妙趣横生,然而全神贯注听上两个多小时,神经难免松懈疲劳。而神经一旦松懈,注意力随即下降,我嘴里的英语也无法顺利吐出。我又不是Urtaman,整个处在了“电池耗尽”状态。大凡用外语交谈过的人,大致都体验过这种“电池耗尽”症的滋味吧。
        但不管怎么说,能见到Paul Auster还是叫人愉快的。以前我就想入非非,以为Auster可能是个相当高明的乐器演奏家,于是问道:“你的文章不论结构上还是时间上都让人感觉出十足的音乐性,使我想起优秀演奏家的风格……”
        他笑着摇头:“遗憾的是我不会弹乐器,尽管时不时按一下家里的钢琴。不过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正确。我的小说是边设想作曲边写的,心想若是能灵巧地弹奏乐器该有多妙啊!”如此看来,我没打中也没打歪。

    Paul Auster版:
      我通过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见到村上春树,我的朋友搞了个晚宴,我也去了。但是村上春树很腼腆,很随和,话不多,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村上春树喜欢爵士乐,可能在罗马有一个自己的爵士乐俱乐部。我们共同的话题是棒球,我是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球迷。

    显然,这两位互不相熟的成名作家第一次见面,对于彼此的印象都挺不错。但把村上所说的“加人愉快”变成“此生荣幸”,语意“委实”有点过重。

    等到译林社出版奥斯特另外一部代表作《神谕之夜》的时候,腰封上则是这么写的:“他有一张完美度近似汤姆·克鲁斯的脸。他像上帝雕琢他的脸一样雕琢他的小说”。“在日本,他的译者是村上春树”。

    像不像汤姆·克鲁斯,是各人看法,不去说它。

    藤原琉璃君还说:根据村上小说的美译者Jay Rubin的《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一书后附的村上译作表,截至到2004年村上还没有成为《神谕之夜》腰封上的村上:在日本,他的译者是村上春树——因为他还没有翻译奥斯特的任何长篇小说,或许有短篇,但未在表中显示出来。Raymond Carver则是村上译介最多的作家,共有专书六种。Truman Capote和F. Scott Fitzrerald紧随其后各有三种。

    那么“在日本,他的译者是村上春树”以及出版社还说的“村上春树竞译保罗·奥斯特”这些说法是哪里来的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曾经问过《神谕之夜》的责任编辑几次,但始终没有得到过确凿的外国报刊出处。后来在豆瓣网上的一场讨论中(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41297/),她倒是说到了一条线索。

    如果不是她的一句呛人话“其实大家做书的时候,很多宣传内容都是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哪条比哪条更确凿?有报道的都不靠谱,那什么靠谱?”我倒还不会在这里过一把记者调查的瘾。且让我们看看她所说的“村上春树竞译保罗·奥斯特”、“在日本,他的译者是村上春树”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遵照她的“教导”,我果然在网上搜到了台湾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应用日语系张明敏的硕士论文《村上春树研究:以村上的翻译与被翻译为主》,论文完成于2003年7月。在这个PDF文件中搜索Paul Auster和奥斯特,全文出现一处。论文作者写到:

    “本论文中引用、整理的村上春树观点,主要根据村上春树与东京大学教授柴田元幸的对谈集《翻译夜话》(2000年),以及村上春树在美国旅居三年后写的杂文集《终于悲哀的日本语》(1997年),并辅以其他报刊杂志的访谈。由于此一部分将在本论文第二、三章中详细讨论,因此以下仅简介主要采用文本的内容。

    (1)《翻译夜谈》
    本书为村上春树与东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兼翻译家柴田元幸的对谈集,出版于2000年,系三次座谈会的记录。与会对象包括东京大学学生,以及年轻的译者等。由于是较轻松的座谈,内容并没有涉及艰深的翻译理论,但可以借由村上春树与学院派的柴田元幸的讨论,激荡出多面的翻译观点。书后并附录两人“竞译”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及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译文。

    这里的“竞译”,是不是“村上春树竞译保罗·奥斯特”、“在日本,他的译者是村上春树”这样的句子给人的印象:村上春树因为非常喜爱奥斯特的作品而要和别人去竞争翻译呢?

    再查日本维基百科中的村上春树词条,在其翻译作品列表中也没有发现保罗·奥斯特(ポール·オースター)的踪迹。不过在ポール·オースター此条中,终于发现了村上春树与奥斯特相关的内容:

    Auggie Wren's Christmas Story 1992
    村上春樹·柴田元幸共著の『翻訳夜話』に両者の翻訳による「オーギー·レンのクリスマス·ストーリー」とその原文が収録されている。
    また、柴田元幸訳の『スモーク&ブルー·イン·ザ·フェイス』にも収録。

    Auggie Wren's Christmas Story 是保罗·奥斯特应《纽约时报》之约写的一个圣诞故事,后来他将它改编成剧本,与王颖合作拍成了电影《烟》。我不懂日文,但通过网上的中日文翻译软件,可以大体看出上面这段日文的意思:村上春树、柴田元幸合著的《翻译夜话》中收录了由两人分别翻译的Auggie Wren's Christmas Story译文,并附原文,同时收录了柴田元幸翻译的『スモーク&ブルー·イン・ザ·フェイス』。

    再根据日本亚马逊上对『翻訳夜話』的介绍以及读者评论,问题就很清楚了。柴田元幸是日本著名英美文学翻译家,他才是保罗·奥斯特在日本的译者。而村上春树是雷蒙德·卡佛在日本的主要译者。两人在东京大学所作的翻译座谈会中,为了说明同样的作品经过不同的译者之手翻译,风格会有怎样的不同,于是各自翻译了一篇对方翻译过的短篇小说来进行对比,此谓“竞译”游戏。这与“在日本,他的译者是村上春树”这样的广告语完全是两码事情。

    我之所以花一个多小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想说,编辑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关注某一本书而加一些有冲击力的广告文案,这并无可厚非。但前提必须是诚实。这是对作者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对读者的尊重。

  • 上一篇博文“Sorry”最后,我说:我想听的,不是陆克文的那一声“Sorry”。其实我想听的,是这里的政府最高领导人,能够对这件事以及许多类似至今仍在遮遮掩掩的事情说一声Sorry。

    见FT中文网的文章:丁学良:不能不看的墓碑

     

  • 2008-10-11

    sorry

    2月底3月初在阿德莱德作家节,有一天去参观南澳洲博物馆。参观快结束的时候,在一楼一个大厅中,我看到一幅硕大的画毯,总有三四十平米大小吧。看背后的录像说明,才发现是一二十位原住民艺术家的集体创作,而且画的是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他们要通过这种方式,要求澳洲白人政府归还他们的土地。

    作家节结束后,在悉尼逗留两天。有一天Allen & Unwin出版社版权经理Christen陪我和正在Macquarie university读博士的丁骏同学在悉尼市区走走。在悉尼当代美术馆外,一个衣着破旧的原住民擦肩而过。年轻的Christen在悉尼大学教过书,也曾来中国留学,一口漂亮得惊人的普通话。我说起在阿德莱德曾经碰到原住民乞丐乞讨东西。于是她说起澳洲白人对原住民的亏欠。就在2月13日,澳洲总理陆克文在新一届澳大利亚议会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对那些被偷走一代、他们的后人和家人所承受的痛苦、苦难,我们说声对不起。对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被拆散的家庭和社区,我们说声对不起。对于强加给这一自豪民族和自豪文化的屈辱和衰落,我们说对不起。”“我们今天迈出第一步,承认过去,创造全体澳大利亚人的未来。”

     

    什么是“被偷走的一代”?1910年,澳大利亚通过一项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以随意从土著族群成员的家庭中带走混血土著儿童,把他们集中在保育所等处。这项政策直到1970年才予废止。这期间,大约10万名土著儿童由各州和联邦政府从父母亲身边带走。这些人后来获称“被偷走的一代”。他们许多都在寄养家庭中受到虐待,不准说他们自己的语言。

    8月,认识了参加“上海写作计划”的澳洲女作家、西悉尼大学写作教授Gail Jones。她的新作《抱歉》(Sorry)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写的正是和“被偷走的一代”有关的血泪故事。可惜因为没有读过书,两次和Gail吃饭,都无法和她讨论这部作品。后来在“《书城》茶座”和作家蒋丽萍谈起,她读过《抱歉》,觉得写得很不错,而且一个白人女作家有勇气触及这样惨烈的社会矛盾,也很不容易。“看到她,就让人觉得她就是一个作家的样子。”我们相视而笑,都知道如此评价背后的意味。

    但是,我想听的,不是陆克文的那一声“Sorry”。

  • 2008-10-11

    勒克莱齐奥

    几年前我曾经得到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一本摄影作品集,是为配合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摄影作品大展而出的。里面有一系列作家、艺术家的肖像照片,非常精彩。其中有一张照,俊男靓女。看下面说明:作家勒克莱齐奥和他的妻子。

    彼时勒克莱齐奥多么年轻!去年编袁筱一的《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时,再度与这位作家相逢。

    袁筱一用了整整一章,评论勒克莱齐奥和他的作品《流浪的星星》。在她的论述中,勒克莱齐奥是与萨特、波伏瓦、加缪、罗兰·巴特、杜拉斯、萨冈、罗布-格里耶和米兰·昆德拉同样重要的二十世纪法国作家,但是在中国,却是其中知名度最低的一位。

    看历年来勒克莱齐奥在中国的出版情况:

    《诉讼笔录》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金鱼》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流浪的星星》  (花城出版社,1998)
    《少年心事》  (漓江出版社,1992)
    《战争》  (译林出版社,1994)
     《乌拉尼亚》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我们可以发现,勒克莱齐奥的出版非常零散,而在近八年来没有一部作品出版的事实,也反映出他不受中国出版界关注已经很久。袁筱一说,作品出版散乱可能是勒克莱齐奥在中国始终影响不大的原因。我相信如果不是诺贝尔文学奖,恐怕他还将在一定时间内遭受冷遇。但一夜之间,但凡与勒克莱齐奥沾过边的出版社都纷纷摩拳擦掌。这也很正常。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争夺因为掺杂了太过明显的市场因素而也许已经偏离了文学出版的精神,虽然有时候,我也无法免俗。

    汤姆·麦奇勒在他的回忆录《出版人》中说:“经常有人问我,我如何决定是否应该出版某一本书。要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因为做出这样的选择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我只能说,与我而言,我很少出于商业原因来甄选书籍或者作者。要想做好出版,出版人就必须对书籍本身充满热情。对我来说,要想做到这一点,我就必须真正喜爱这本书。而要喜爱这本书,我就必须真正赞赏这本书的品质。这就是我唯一的原则。一旦作出了决定,接下来就开始操作。首先在出版社内部传播这种信念,然后再传播到外界。”

    但就是这个“很少出于商业原因来甄选书籍或者作者”的汤姆·麦奇勒,曾经出版十位以上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作为编辑,我当然遗憾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坚持一度对勒克莱齐奥作品的出版热情。如果可能,我愿意抛除一切商业考虑,从纯粹的读者角度出发,一部接一部地出版我所热爱的作家,做一个忠实于作家,也忠实于内心的编辑。

  • 今年6月重返巴塞罗那,拜访西班牙著名的文学经纪公司Mercedes Casanovas。他们的办公室位于半山腰的一幢联体别墅中,人人都羡慕。越过两边贴墙而立、高及天花板的书架,来到别墅阴凉的后院中,大树下是一张斑驳的镂空铁桌和几把椅子。去年就是在这里,优雅的女主人睁大着眼睛问我:“你居然不知道Javier Marías?”问得我很不好意思。感谢她这么一问,Javier Marías成了我这次与出版业关系不大的西班牙之行中的最佳名片。介绍我们公司时,只要我说我们要出Javier Marías,立刻便能赢得每个西班牙人尊敬的目光。

    那天和Mercedes Casanovas公司的Maria谈完事,临别时穿过她的办公桌,突然看到她桌旁的墙上贴着一张有塞林格照片的剪报。“你也是塞林格迷?”我问Maria。她颇感惊喜:“你也是?”在这一刻,“塞林格”好像成了我们的接头暗号。

    有趣的是,第二天,塞林格又成了我和另外一位西班牙出版界朋友D的接头暗号。D是位只在幕后出现的传奇人物——据说经他“鉴定”的书,几乎没有不成功的,要么是商业大畅销书,要么是口碑很好的文学杰作。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事先说:“你要跟他套近乎,只要跟他说J.D.Salinger。”我们在巴塞罗那街头随处可见的露天酒吧找了张座位坐下。D一口修短的络腮胡子,穿着圆领T恤短裤拖鞋,长相颇为好玩。我说:“我非常喜欢《九故事》。”D一听立刻两眼放光:“它绝对是完美的短篇小说集,绝对完美。”我们顺着塞林格谈了许多,也听他说了许多故事,一人喝光了两大杯啤酒。要不是晚上另有饭局,我们非再干几杯不可。

    今天写到塞林格,是因为DDB同学在留言中惦念着我们尚没有出版的塞林格作品《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其实丁骏的译稿已经交稿多日,只所以不紧不慢地做,因为2009年1月1日,是塞林格90岁生日。

    “他还活着啊?”有时候,就连非常喜欢塞林格作品的人,都会这么问。快到90岁的塞林格遗世而独立,隐居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然而他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却还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新鲜、亲切,所以看到他快90岁这样的事实,居然会令人不敢相信,但又隐隐令人心伤,正如阅读格拉斯家族七个孩子的那些故事给人的感觉。据说按照塞林格的修行方法,他认为自己可以活到两三百岁。无论这种传言是真是假,我想,喜爱塞林格的人一定也天真地希望他能活到那一天。

    那么,且让《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成为我们献给塞林格90岁生日的礼物吧。

  • 2008-09-24

    First They Came

    这些天又想对时局说些什么,却想起了二战期间德国牧师马丁·尼莫勒(Martin Niemöller, 1892–1984)的那首名诗First They Came(关于这首诗的来龙去脉和各种版本,可以参见维基百科上的First They Came词条:http://en.wikipedia.org/wiki/First_they_came...)。这首诗有许多版本,刻在波士顿新英格兰犹太人浩劫纪念博物馆(New England Holocaust Memorial)纪念碑上的版本是这样的:

     

    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no one was left to speak up.

     

     

    起初,他们来抓共产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来抓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来抓工会成员,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来抓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来抓我,

    再却也没有人能为我说话了。

  • 8月底,请澳洲作家Gail Jones和加拿大作家Madeleine Thien和另一位当天刚到上海的加拿大作家RH(是谁我姑且不说)吃饭。吃完饭,去附近的Tima喝咖啡。

    RH说起他在加拿大办签证时的好玩事。官员问他:你是作家?RH说是。又问:你去中国干吗?答:去看朋友,去旅行,去吃中国菜。又问:你去了以后不会写什么吧?RH当然知道为什么这么问,便答:不会,就是去玩,没什么好写的。官员还不放心,说:那请你写几句话,说明你到了中国不会写什么有关……的文章公开发表。摄影师出身的RH脾气比较好,也不多纠缠,随便写了几句,便过关了……

  • 2008-09-20

    后面的新书

    度过了七八月份的“推理小说”出版季,接下来要出几部欧洲文学作品。

    1。 《秋之蝇/库里洛夫事件》
    [法]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著
    黄荭 张璐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收在这本作品里的是内米洛夫斯基描写俄国10月革命前后的小人物命运。其中,“库里洛夫事件”写了一个革命者在准备刺杀臭名昭著的教育大臣库里洛夫的过程中,在革命与人性之间的挣扎。看这两个中篇,会令人联想到中国革命。

    2。《回归》
    [德]施林克 著
    吴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没错,就是那个写《朗读者》(即《生死朗读》)的本哈德·施林克。这是他2006年出版的新作。译者是文汇报驻德国记者吴筠,译完之后,他曾去柏林洪堡大学拜访在那里任教的施林克。

    3。《南方的海》
    [西]M.V.蒙塔尔万 著
    李静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M.V.蒙塔尔万笔下的私家侦探佩佩·卡瓦略在西语世界,犹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侦探波洛在英语世界的地位。《南方的海》是卡瓦略系列中的代表作,曾获行星文学奖。

  • 2008-09-20

    悲情冰岛

    这几天秋老虎发威,半夜里居然热醒了。睡不着,于是打开电脑,把这篇想写而一直未写完的文章写完。 

    6月份去西班牙,搭乘的是芬兰航空公司的班机,经赫尔辛基转机,飞马德里。从赫尔辛基起飞后,我一时无聊,看屏幕上的飞行地图,忽然想起应该找找冰岛在哪里。因为我要出一位冰岛作家的小说。

    这个人叫阿诺德·英德里达松(Arnaldur Indriðason)我是因为他获得2005年度英国犯罪推理小说最高奖金匕首奖而注意到他,在网上找到他的冰岛出版社Edda,写信去问。果然,负责版权的Vala很快回信说这位作家的版权由他们代理。于是我们就买下他的两部获奖推理小说《污血之玷》和《墓地的沉默》版权,还顺带把光磊介绍给她,最终由他牵线搭桥,把繁体字版权卖给了皇冠出版社。

    谈妥合同条件后,Vala给我寄样书和合同。不知怎么回事,她给我寄了两三次,我却始终收不到。拖了半年。最后,我们相约在伦敦书展见面,当面给我。Vala是一个非常纯朴、友善、总是乐呵呵的中年妇女,显然她为能把阿诺德·英德里达松介绍给中国读者而感到非常自豪和高兴。我记得在版权中心的桌子上,她那爽朗的笑声。辞别时,她还送了我一小瓶冰岛白酒。

    去年夏天,我约她在法兰克福书展见面。她回信说,过去一段时间她得了一种很少见的关节病,浑身疼,行动不得,恐怕要无缘见面了。我在网上查到这病用中医针灸挺有效,赶紧告诉她。她回信说,许多国际出版人也像我一样写信、写电子邮件、寄明信片慰问她,给她出主意。她感到非常温暖,说她也听说针灸可能有效,已经找了一位中医在治疗。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好起来。

    不久,Vala来信说,为了庆祝英德里达松在Edda出版十周年,他们出版社要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举办一个Party,邀请世界各国出版他作品的出版者参加。届时她如果身体恢复得好,也可能参加。

    Party在美因河畔一条巷子中的老式餐厅举行。2007年法兰克福书展中的一天晚上,我到得很早,先在巷子里随处逛逛。走到巷子尽头,来到河边。拐角处有一个酒吧,露天的阳台上,有一个硕大的棋盘,有几位男士,正站着下祺。在夜色中的剪影非常漂亮。

    回到餐厅,迎面就看到了Vala和她的几个同事。几个人都还在为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着小点心,并在墙上挂起Arnaldur Indriðason的照片等招贴画。客人们陆续到来,光磊带着皇冠负责版权的静君以及几位台湾出版界朋友也在。作者Arnaldur Indriðason带着他的妻子也来了。Vala分别给大家介绍。我的第一感觉,这是个有些沉默或者说不善言辞的北欧汉子,健壮,但又有深邃的眼神和作家的底色,眼神中似乎有些悲天悯人的感觉。近年来,他的作品在欧洲各国和北美越来越受欢迎。法国的畅销书排行榜上一度出现过前十名中有四部他的作品的奇观。

    人都到齐后,大家分桌而坐。我边上是个捷克出版人,衣着很朴素,甚至有点旧。他英语不太好。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是从布拉格坐大巴来的(忘了他坐了多少时间)。冰岛人拿来了他们的特产:羊肉冻。我尝了一口,差点吐出来。心一横咽了下去,赶紧喝一口冰岛烈酒“黑死病”压惊。眼前再扫过羊肉冻的盘子,我就低头假装没看见,只抓鱼干吃。

    中文版的《污血之玷》和《墓地的沉默》,我是请复旦大学翻译系三年级(现在已经是大四了)的四个“小朋友”从英文版(显然很难找到冰岛语译者,Edda出版社也同意我们根据英文版翻译)分别翻译的。由宋嘉喆先翻译《污血之玷》,陈文心、余晨璐和楼晨晔三个女生合译《墓地的沉默》。翻译之前看过他们的作业,知道他们的水准。而让三个小姑娘合译一本不太厚的小说,也是因为她们住在一个寝室,交流很方便,她们也保证会由一人最后统改,注意前后文风的统一,。这样也可以比较早地交稿。

     

     今年5月,《污血之玷》先出版。宋嘉喆的译文非常漂亮。我在芬兰航空的飞机地图上找冰岛的位置,眼前便浮现出警探在苍茫的公路上,冒着滂沱大雨开车去寻找破案线索的场景。

    《污血之玷》冰岛文原名Mýrin,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美国版和英国版出版的时候,标题也不一样,一个叫Jar City,一个叫Tainted Blood。什么叫Jar City呢,就是某些医学机构用容器保存人类器官的地方。中译本最终从翻译的角度考虑,选了后一个的意思。

    2006年,冰岛政府资助电影机构将这本书拍成了电影,席卷了冰岛电影最高奖六项大奖并代表冰岛,参加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角逐。巧的是,就在中文版刚出版的时候,我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排片表中看到了这部电影(被译为《如瓮之城》/《冰岛犯罪现场》)。有点好奇想去看看,不过因为Camille不爱看这类残酷、凶杀的电影,再者跟其他想看的电影撞车,便没有去看,反正盗版市场上也有碟。倒是协助我编这本书的同事小杨去看了。她看完回来说,冰岛的画面非常美……

    要说推理,这部小说的悬念并不强,很容易猜到凶手。然而,冰岛大学历史系出身、当过记者的作者显然并不意在制造悬念,而是要穿过历史的迷雾,抨击或者反映冰岛这个人口只有30万人的封闭孤岛上的种种社会弊端和冰冷现实:警察滥用职权、包庇罪犯、家庭暴力、女性遭受压迫、人际冷漠,还有因为人口稀少封闭而造成的遗传问题……

    这种感觉在我编《墓地的沉默》的时候又得到了印证。《墓地的沉默》中遭受丈夫虐待的妻子与三个孩子之间的生活、感情描写极为细腻、感人,催人泪下。

    在我看来,正是作者笔下这种对女性遭遇的深切同情、对弱者的悲悯情怀,使他的作品超越了纯粹的犯罪、推理小说范畴,令人肃然起敬。

    希望有一天,能请作者来中国,和他更深入地交流。

  • 2008-09-18

    前面的新书

    最近一批新书到库,才发现在过去的一两个月时间里,我出的主要是推理小说。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这本:

    1.《墓地的沉默》

     

    它和早些时候出版的《污血之玷》同为冰岛犯罪小说家阿诺德·英德里达松的作品。相比而言,我觉得前者的情节更为感人,结构感也更强。

    2. 《灯塔》

     

    这是英国祖母级推理小说家P.D.詹姆斯的亚当·达格利什系列之一。故事发生地是一个封闭的孤岛。

    3。《贝克街谋杀案》

     

    这是“新编福尔摩斯探案集”系列之二。之一为《谋杀,我亲爱的华生》。都是英美当代推理小说家以福尔摩斯及其时代背景书写的故事。

    4。时光之书·七枚硬币

     

    时光之书三部曲,现在出了第二部。这套书比较适合青少年书。

  • 前两天,陈熙涵同学在文汇报头版发了篇关于季风书园可能因为租约到期而面临关门的报道《“季风”将吹向哪里》,似乎颇激起了不小的反响。豆瓣上许多人颇为激动地要保卫季风,保卫上海的文化地标。

    我逛季风的历史,好像也要有十年了。不必说,这是我在上海跑得最多、买书也最多的书店。即便不买书,在里面到东张西望看看最新行情,或者等人,也是我的首选。

    季风面临的危机,其实挺简单。就是租约到期,按照现在的商铺行情,季风书店要续约将很难维持下去,因为对于一家买大众书、文艺书为主的书店来说,利润实在不足以支撑。

    如果完全从市场经济的逻辑考虑,如果季风不能接受租金的新要求,地铁运营方完全可以把季风请出去,换别的商铺。然而问题在于,人们突然发现,如果没有季风,市中心居然没有第二家比较有文化气息、选书精到、专业、规模比较大的文艺书店。于是一些在市场经济层面之外的问题就被抛了出来:季风是文化地标,上海这样有追求的大都市应该捍卫它。

    吊诡之处在于:其实季风周边并不是没有书店。淮海路上还有沪港三联书店,还有上海书城淮海店,还有韬奋外文书店,还有绍兴路上的汉源书屋(这家更像私人会所,不像书店)。为什么大家都爱去藏在地下的季风呢?不就是因为那里选书的眼光精准、专业,容易找到喜欢的书吗?那么为什么就是这家民营书店能够办得好,国有背景的沪港三联、上海书城淮海店没有房租问题,反而还不如季风呢?问题究竟在哪里?

    以新华书店为主的上海新华传媒,好歹也是上市公司,他们继承了计划经济时代获得的所有国有资产利益,上市几年来,在书店经营上,除了继续搞出一个一个没有什么特色、大而无当的书城,为什么不另外搞一个季风这样专业的文艺书店?是没有能力还是没有兴趣,还是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还是体制上的原因而根本无法解决?

    就在两个星期前,在莘庄开业不到一年的独立小书店犀牛书店,因为难以为继而宣布将于9月14日结业。(告别信)犀牛书店是几个满怀理想(但显然缺乏书业经验)的年轻人开的。他们没有季风书店那样专业的运营和采购经验,没有季风严老板、小宝老板那样的媒体资源和一定的话语权。黯然停业,也许是能预料的。更早时候,复旦的左岸书店也悄然停业。

    所以,往深一层说,上海不是只有季风书店这一家民营书店。如果媒体的报道最后只换来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出面干预,以某一种行政手段、用国有资源只保护了季风这样一家私营书店,那只是临时地解决了表面的问题,而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营书店的困境问题,实际上也构成了其他民营书店的另一种不公平。许多人至今念念不忘上海图书馆对面曾经有的那家一介书屋,不也是因为租金压力而悄然结业吗?只有政府在对大众图书零售业有更高远的追求和认识、有更清楚的发展思路、更优惠的保护政策能够惠及所有书店经营者, 那这个城市的人文、文艺书店面貌,也许就不会只有一家季风书店这样单调。

  • 2008-08-29

    狄更斯打盗版

    每当“西方敌对势力”拿批评我们的人权问题的时候,我们这里总有些人要拿一两百年前印第安兄弟被米国白人屠杀的悲惨遭遇、或者美国南方曾经的奴隶制度反唇相讥。

    美国人也老揪住中国的盗版问题不放,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敲打敲打。譬如2007年4月,布什政府针对中国侵权和限制美国电影、音乐、图书销售问题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最近看书时发现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在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上也像对待印第安人一样,是有“历史污点”的。我这里举一两个例子,供某些“正义人士”驳斥美国人时使用。

    两三年前读过西蒙与舒斯特前总编辑迈克尔·科达写的一本书《畅销书的故事》(Making the List: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estseller 1900-1999),提到过在十九世纪,美国人也是不经授权就擅自出版英国人的书。后来不知道在哪本书中也看到,查尔斯·狄更斯还曾为此到美国访问的时候,问美国人要钱。

    最近读完迈克尔·科达的回忆录Another Life,意尤未尽,于是把《畅销书的故事》也找出来翻翻。前言中就写到了当时美国人盗版的情况:“对畅销书榜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891年国际著作权法的通过。在那之前,美国的出版社一直在‘盗版’英国和欧洲作者成功的作品,就是在未经作者的许可及未付版税的情况下,翻印他们的著作。因此,出版社对于未来要发行什么书都不愿张扬,想尽办法不要引人注目。在著作权法通过前,美国的出版社小心翼翼地不敢吹嘘书籍的销售量,生怕作者听到了来要钱。”

    其实迈克尔·科达说得还比较客气。就算英国作家们打上门去,没有法律的约束,美国出版商们仍然可以装聋作哑。19世纪英国两大文豪狄更斯和萨克雷的遭遇堪称典型案例。

    十八、十九世纪美国在文学上与英国相比始终出于落后的地位,美国的出版商要维持生计,自然得从大西洋彼岸掏宝。当时还没有国际版权方面的法律,作家的权利保护自然也就无从说起。据说美国最早的盗版商,还是鼎鼎大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此公在费城有一家印刷厂,经常用来印刷英国书,做成便宜版本低价倒卖。

    1836年至1837年,年仅24岁的狄更斯在报纸上连载第一部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一举成名。更早几年,他在给报社当速记员和记者的时候,就深知版权保护和打击盗版对作家的利益是多么重要。所以1837年《《匹克威克外传》出版单行本的时候,他就题献给了剧作家托马斯·塔尔福德议员。正是此人于1836年在下议院推动通过了一项版权法案,并最终于1842年成为英国正式的法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狄更斯于1842年开始了第一个美国之行。当时《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这样的畅销书,自然逃不过美国出版商的眼睛。所以狄更斯到了美国一方面受到了美国读者的广泛欢迎(他举办了一系列朗读和讲座活动),另一方面却对美国出版商从他身上大发其财而自己一无所得很不满意,终于忍不住在波士顿一次专门为他举行的晚宴上,他批评美国人不遵守国际版权精神,到处是盗版,让主人颇感尴尬。过了一星期,他在另一个地方又强调说,只有立法强制美国出版商向所有作家(无论国内外)支付他们应得的报酬,而不是纵容他们随意盗版外国作家,美国自己的文学才会繁荣。他还到处散发他和其他英国作家联合签名的公开信,阐明这一观点。

     

    1942年30岁的狄更斯在波士顿(Francis Alexander画)
        美国人在是否要加入国际版权联盟之类的组织争论不休,但是由于遭到美国图书、报纸、杂志出版商的坚决反对,国会没有对此立法。他们辨称文学的发展不应该受到法律、商业手段的限制,况且国家还不发达,应该让贫穷的老百姓以较低的价格获得知识或者娱乐,况且出版社不向国外作者支付版税就可以降低书的价格,就能够吸引更多读者,因此从长远来看会提高作者的知名度和长期收入。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当然是歪理。但是由于没有法律的支持,狄更斯再这么呼吁也是白搭。
        在美国没有为自己的书要到一分钱的狄更斯灰溜溜地回到了英国,很快就投入了打击国内的一宗盗版案中。1843年12月19日,他出版了《圣诞颂歌》,不到两星期,市面上就出现了改头换面的《圣诞鬼故事》,每本只卖一便士。1844年1月8日,狄更斯就把这本侵权书的出版商告上了法庭。官司倒是打赢了,他却大大损失了一大笔钱。因为这家出版商宣告破产,法庭诉讼费700英镑还得由狄更斯支付,而根据法庭判罚,那本侵权书的销售所得都归他,大约只有230英镑。
        萨克雷的故事更为有趣和复杂。改天再说了。

     

     

  • 2008-08-28

    这也叫作家?

    最近有位极左老先生去世。许多人纷纷出来表态追悼。说来说去,只说那篇因为种种原因而收入语文课本的文章。谁能告诉我那篇文章的文学价值在哪里?谁能告诉我除了这篇文章谁还读过他的什么文章或是什么著作?

    仅凭一篇政治因素大于文学因素而被人知道的作者,能叫作家吗?

    如果看看几年前这位老左担任主编的那份现在已经停刊的杂志,是要倒吸一口冷气的。那些文章是会杀人的。

  • 上一篇blog说到《我与兰登书屋》里面可能有一只小bug。今天下了班从办公室书架上把《我与兰登书屋》英文版找出来,发现果然是我当时翻译的时候把瑟夫的意思理解错了。

    译文:“但是,万事都没有绝对:《飘》就是这样被我们发现的。”
    原文:But you never can tell: Gone with the Wind was found this way.

    瑟夫并没有说是兰登书屋发现了《飘》。我犯了想当然的毛病。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