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几年在肇嘉浜路高安路口的均瑶大厦上班,有时吃完午饭(或不吃午饭),会走10分钟的路,到位于高安路近衡山路一个巷子的老公寓楼去。

    有一次去,拐进巷子,前面走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快走到波兰领事馆的时候拐弯,我也拐弯,走到一幢公寓楼上楼,我也跟着上楼。她大概感觉到我在后面一直跟着,似乎有些紧张地回头看看我。一直走到四楼,摁门铃。我还是站在她身后。原来我们是来找同一个人:段晓楣。

    那两年,曾经的一介书屋主人段晓楣,在这里租了一间老式小公寓,搬来两个书架、书桌和电脑,每天骑自行车来,编书稿,以“一介文化”之名为出版社策划书。

    有时候我来喝杯咖啡,聊聊天,送几本新书给她,或者拿几本她策划的新书,甚至歪在沙发上打个盹儿。

    段晓楣开了八年的一介书屋。书店结业后,因为爱书,也始终没有离开书的世界。她所策划的书,大都强调人性、女性主义,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理想主义情怀。前两年薄薄一本小说《书店》,她想了一句文案放在封面上:“我就是想开一家书店。”我的眼前至今仍然能够浮现出她晃着脑袋“恶狠狠”地说这句话的好玩样子。

    刚在她博客上看到,她前两年策划的另一本与书店主题相关的书《书店的灯光》(The Yellow-Lighted Bookshop)出版了。她在博客中写了不少这本书的前前后后,同样动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e326a60100b8vt.html

    她说,这本书的封底用了万圣书园墙上的两句话: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

    然而,正如《书店》的封底上她放的另一句文案:“可是,那个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上海这样一座2000万人口的大城市里,有意思的书店越来越少。这座渴望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却容纳不了几家真正有趣的书店。

    2000万人口的城市对于图书来说是什么概念呢?台湾全省人口近2300万,每年出版新书4万多种,销量几万、十几万甚至更多的大众畅销书一抓一大把。澳大利亚全国人口2071万,每年的图书销售总近1.3亿册。我不知道上海新闻出版局是否做过相关的统计数据,但可以肯定,如果比较,结果会非常可笑。

    如今,晓楣已经把这个温暖的公寓给退了,搬回家办公。我们的办公室也搬走了。前些天和C聊天的时候才知道,她也曾经去过段晓楣的办公室。我们不禁想,如果当时我也在那里,那会多么有趣。正如怀念一介书屋一样,我也怀念在那个高安路的巷子里消磨掉的午后时光。

  • 保罗·奥斯特在中国刚刚出版的时候,我们所签的两本奥斯特作品《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和《密室中的旅行》尚在翻译中,因此有机会观察其他出版社推广奥斯特的做法和市场的接受情况。浙江文艺出版社一马当先推出《纽约三部曲》,给奥斯特贴上的标签是:“穿胶鞋的卡夫卡”、“后现代侦探小说大师”以及颇为弹眼落睛的引语:“村上春树:能见识保罗·奥斯特是我此生的荣幸。”

    《纽约三部曲》有一个“侦探小说”外壳,因此“后现代侦探小说大师”这个标签导致我们在书店里常常会在侦探推理小说的书架上看到奥斯特的作品,尽管他的小说其实压根与侦探推理无关。

    后一句村上春树的话分量很重,不由令人生疑。网友藤原琉璃君有心,把村上和奥斯特见面后分别写的彼此印象找了出来,见下:

    村上春树版:
       梅亚莉住在Brooklyn安静地段的低层公寓,Paul Auster夫妇就住在附近,加上从曼哈顿赶来的莫纳·辛普森夫妇,那天晚餐相当热闹。可遗憾的是,这样一来我就几乎跟不上交谈速度了。一对一交谈倒还勉强应付得来,但若四五个人像机关枪速射一般舌来唇去,仅听其大意便已累得够呛。交谈本身固然妙趣横生,然而全神贯注听上两个多小时,神经难免松懈疲劳。而神经一旦松懈,注意力随即下降,我嘴里的英语也无法顺利吐出。我又不是Urtaman,整个处在了“电池耗尽”状态。大凡用外语交谈过的人,大致都体验过这种“电池耗尽”症的滋味吧。
        但不管怎么说,能见到Paul Auster还是叫人愉快的。以前我就想入非非,以为Auster可能是个相当高明的乐器演奏家,于是问道:“你的文章不论结构上还是时间上都让人感觉出十足的音乐性,使我想起优秀演奏家的风格……”
        他笑着摇头:“遗憾的是我不会弹乐器,尽管时不时按一下家里的钢琴。不过我认为你说的完全正确。我的小说是边设想作曲边写的,心想若是能灵巧地弹奏乐器该有多妙啊!”如此看来,我没打中也没打歪。

    Paul Auster版:
      我通过我们共同的一个朋友见到村上春树,我的朋友搞了个晚宴,我也去了。但是村上春树很腼腆,很随和,话不多,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他。村上春树喜欢爵士乐,可能在罗马有一个自己的爵士乐俱乐部。我们共同的话题是棒球,我是纽约大都会棒球队的球迷。

    显然,这两位互不相熟的成名作家第一次见面,对于彼此的印象都挺不错。但把村上所说的“加人愉快”变成“此生荣幸”,语意“委实”有点过重。

    等到译林社出版奥斯特另外一部代表作《神谕之夜》的时候,腰封上则是这么写的:“他有一张完美度近似汤姆·克鲁斯的脸。他像上帝雕琢他的脸一样雕琢他的小说”。“在日本,他的译者是村上春树”。

    像不像汤姆·克鲁斯,是各人看法,不去说它。

    藤原琉璃君还说:根据村上小说的美译者Jay Rubin的《Haruki Murakami and the Music of Words》一书后附的村上译作表,截至到2004年村上还没有成为《神谕之夜》腰封上的村上:在日本,他的译者是村上春树——因为他还没有翻译奥斯特的任何长篇小说,或许有短篇,但未在表中显示出来。Raymond Carver则是村上译介最多的作家,共有专书六种。Truman Capote和F. Scott Fitzrerald紧随其后各有三种。

    那么“在日本,他的译者是村上春树”以及出版社还说的“村上春树竞译保罗·奥斯特”这些说法是哪里来的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曾经问过《神谕之夜》的责任编辑几次,但始终没有得到过确凿的外国报刊出处。后来在豆瓣网上的一场讨论中(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941297/),她倒是说到了一条线索。

    如果不是她的一句呛人话“其实大家做书的时候,很多宣传内容都是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哪条比哪条更确凿?有报道的都不靠谱,那什么靠谱?”我倒还不会在这里过一把记者调查的瘾。且让我们看看她所说的“村上春树竞译保罗·奥斯特”、“在日本,他的译者是村上春树”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遵照她的“教导”,我果然在网上搜到了台湾国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学应用日语系张明敏的硕士论文《村上春树研究:以村上的翻译与被翻译为主》,论文完成于2003年7月。在这个PDF文件中搜索Paul Auster和奥斯特,全文出现一处。论文作者写到:

    “本论文中引用、整理的村上春树观点,主要根据村上春树与东京大学教授柴田元幸的对谈集《翻译夜话》(2000年),以及村上春树在美国旅居三年后写的杂文集《终于悲哀的日本语》(1997年),并辅以其他报刊杂志的访谈。由于此一部分将在本论文第二、三章中详细讨论,因此以下仅简介主要采用文本的内容。

    (1)《翻译夜谈》
    本书为村上春树与东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兼翻译家柴田元幸的对谈集,出版于2000年,系三次座谈会的记录。与会对象包括东京大学学生,以及年轻的译者等。由于是较轻松的座谈,内容并没有涉及艰深的翻译理论,但可以借由村上春树与学院派的柴田元幸的讨论,激荡出多面的翻译观点。书后并附录两人“竞译”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及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的译文。

    这里的“竞译”,是不是“村上春树竞译保罗·奥斯特”、“在日本,他的译者是村上春树”这样的句子给人的印象:村上春树因为非常喜爱奥斯特的作品而要和别人去竞争翻译呢?

    再查日本维基百科中的村上春树词条,在其翻译作品列表中也没有发现保罗·奥斯特(ポール·オースター)的踪迹。不过在ポール·オースター此条中,终于发现了村上春树与奥斯特相关的内容:

    Auggie Wren's Christmas Story 1992
    村上春樹·柴田元幸共著の『翻訳夜話』に両者の翻訳による「オーギー·レンのクリスマス·ストーリー」とその原文が収録されている。
    また、柴田元幸訳の『スモーク&ブルー·イン·ザ·フェイス』にも収録。

    Auggie Wren's Christmas Story 是保罗·奥斯特应《纽约时报》之约写的一个圣诞故事,后来他将它改编成剧本,与王颖合作拍成了电影《烟》。我不懂日文,但通过网上的中日文翻译软件,可以大体看出上面这段日文的意思:村上春树、柴田元幸合著的《翻译夜话》中收录了由两人分别翻译的Auggie Wren's Christmas Story译文,并附原文,同时收录了柴田元幸翻译的『スモーク&ブルー·イン・ザ·フェイス』。

    再根据日本亚马逊上对『翻訳夜話』的介绍以及读者评论,问题就很清楚了。柴田元幸是日本著名英美文学翻译家,他才是保罗·奥斯特在日本的译者。而村上春树是雷蒙德·卡佛在日本的主要译者。两人在东京大学所作的翻译座谈会中,为了说明同样的作品经过不同的译者之手翻译,风格会有怎样的不同,于是各自翻译了一篇对方翻译过的短篇小说来进行对比,此谓“竞译”游戏。这与“在日本,他的译者是村上春树”这样的广告语完全是两码事情。

    我之所以花一个多小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是想说,编辑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关注某一本书而加一些有冲击力的广告文案,这并无可厚非。但前提必须是诚实。这是对作者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对读者的尊重。

  • 上一篇博文“Sorry”最后,我说:我想听的,不是陆克文的那一声“Sorry”。其实我想听的,是这里的政府最高领导人,能够对这件事以及许多类似至今仍在遮遮掩掩的事情说一声Sorry。

    见FT中文网的文章:丁学良:不能不看的墓碑

     

  • 2008-10-11

    sorry

    2月底3月初在阿德莱德作家节,有一天去参观南澳洲博物馆。参观快结束的时候,在一楼一个大厅中,我看到一幅硕大的画毯,总有三四十平米大小吧。看背后的录像说明,才发现是一二十位原住民艺术家的集体创作,而且画的是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他们要通过这种方式,要求澳洲白人政府归还他们的土地。

    作家节结束后,在悉尼逗留两天。有一天Allen & Unwin出版社版权经理Christen陪我和正在Macquarie university读博士的丁骏同学在悉尼市区走走。在悉尼当代美术馆外,一个衣着破旧的原住民擦肩而过。年轻的Christen在悉尼大学教过书,也曾来中国留学,一口漂亮得惊人的普通话。我说起在阿德莱德曾经碰到原住民乞丐乞讨东西。于是她说起澳洲白人对原住民的亏欠。就在2月13日,澳洲总理陆克文在新一届澳大利亚议会代表政府向原住民道歉:“对那些被偷走一代、他们的后人和家人所承受的痛苦、苦难,我们说声对不起。对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被拆散的家庭和社区,我们说声对不起。对于强加给这一自豪民族和自豪文化的屈辱和衰落,我们说对不起。”“我们今天迈出第一步,承认过去,创造全体澳大利亚人的未来。”

     

    什么是“被偷走的一代”?1910年,澳大利亚通过一项政策,以改善土著儿童生活为由,规定当局可以随意从土著族群成员的家庭中带走混血土著儿童,把他们集中在保育所等处。这项政策直到1970年才予废止。这期间,大约10万名土著儿童由各州和联邦政府从父母亲身边带走。这些人后来获称“被偷走的一代”。他们许多都在寄养家庭中受到虐待,不准说他们自己的语言。

    8月,认识了参加“上海写作计划”的澳洲女作家、西悉尼大学写作教授Gail Jones。她的新作《抱歉》(Sorry)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翻译出版,写的正是和“被偷走的一代”有关的血泪故事。可惜因为没有读过书,两次和Gail吃饭,都无法和她讨论这部作品。后来在“《书城》茶座”和作家蒋丽萍谈起,她读过《抱歉》,觉得写得很不错,而且一个白人女作家有勇气触及这样惨烈的社会矛盾,也很不容易。“看到她,就让人觉得她就是一个作家的样子。”我们相视而笑,都知道如此评价背后的意味。

    但是,我想听的,不是陆克文的那一声“Sorry”。

  • 2008-10-11

    勒克莱齐奥

    几年前我曾经得到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一本摄影作品集,是为配合他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摄影作品大展而出的。里面有一系列作家、艺术家的肖像照片,非常精彩。其中有一张照,俊男靓女。看下面说明:作家勒克莱齐奥和他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