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09-08

    说说文学奖

    做外国文学的编辑都知道,找选题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是看这本书得过什么奖。碰上诺贝尔奖开奖,那无论看没看过获奖作家的作品,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都会一哄而上。记得哈罗德·品特获奖那年,品特那么难懂的剧本,都会有十多家出版社起劲地联系版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过去了,品特剧本似乎仍未在中国授权出版。我很想问问当年那些疯狂报价的出版社,现在是不是还愿意出?

    据说品特方面对出版社的出版资格比较挑剔,一个是要求译者必须是搞戏剧的专业人士,二是出版社所在的城市必须在戏剧演出方面达到一定的规模,三,当然是出版社必须有出版话剧剧本的经验。这样一衡量,最有竞争力的,无非北京、上海两地的出版社。品特经纪公司看似放着到手的钱不赚,有点傻,实则很专业。因为倘若出版社并非真心诚意要好好经营品特的戏剧作品,而只是冲着诺贝尔这块招牌而去,那书出了也很可能是一锤子买卖,并无益于扩大品特戏剧在中国的影响力。

    话扯远了。回到图书出版、文学奖的话题。在出版自由、发达的国家,大大小小的文学奖、图书奖,往往难以胜数。前年去巴塞罗那,被加泰罗尼亚文化语言推广机构雷蒙·吕尔学院带着拜访了不少出版社和文学经纪公司。对方拿出目录一页一页介绍他们的作者和作品,往往会强调,这本书得过什么奖,那本书得过什么奖。到最后大家发现,他们介绍的重点书几乎都得过什么奖。学院派的领队卡洛塔自嘲:得奖的是大多数,没得奖的是小部分。加泰罗尼亚地区人口区区700万已是如此,其他国家的文学奖之多,可想而知。

    文学奖那么多,有什么用?

    第二大好处是可以制造新闻热点话题,带动图书销售。在这方面,布克奖能在今日英语文坛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成功,与其精心设计的评奖流程有很大关系。从宣布评委名单(评委中不都是作家、评论家、学者,还可能有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公众人物,帅哥休·格兰特几年前就当过Whitebread奖的评委),到宣布10多本书的入围长名单Longlist,再到宣布6本书的短名单shortlist,到最后电视直播、盛大的颁奖宴会上宣布最终的获奖者,前后长达好几个月时间,新闻话题不断。得益的,当然是借此提高知名度的作者和入围、获奖作品销量上升的出版社,而从更大的层面看,获益的也是整个出版业乃至全社会,因为每年总有这么一段时间,严肃文学得以透过媒体吸引普通读者的注意,让他们走近这些作品,提升他们的阅读欣赏水平。

    第二大好处是有利于推广本国文学作品的国际版权销售。对于编辑来说,一本书得过文学图书奖,自然会对它多注意一点。看看市面上流通的外国小说吧,没得过任何奖的还真稀罕。我可不相信初出茅庐的新作家乔纳森·利特尔如果没有得龚古尔奖,译林社会买他那本900多页的法语小说《复仇女神》(Les Bienveillantes)版权。

    无论从哪些方面看,中国的文学、图书奖就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设立的了。政府设立的国家图书奖,奖的是什么书,对推动大众阅读、推动出版业的发展有什么作用,上网搜搜那些获奖图书就知道了。吊诡的是,许多出版社投入巨资宁做赔本的买卖,出没有人看的书,有时候就为了去得这个国家图书奖哩。茅盾文学奖,权威吧。它可是每四年评选一次的哦,跟奥运会、世界杯似的。可四年评一回(这还不是固定的,有时三年,有时五年),评出来的书多是出版两三年、市场上未必找得着的书。读者买不到书,评了奖有什么用呢?一次还评出三四本获奖作品,搞平衡哪,权威性在哪里?南方都市报搞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搞了七年,好像挺热闹的,但它自身既是媒体的身份,必然导致其他媒体不太会全力地做报道——谁会这么傻,给竞争对手做那么多广告呢?

    我在报社的时候,还听说过一件好玩事情。有一天上面发来通知(不知是哪一级),要求未经批准,民间不得擅自设立文学奖、图书奖之类的奖项评选。(可能还有一些具体说法,我忘了。)说到底,这其实是话语权的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其实是因为法国大使馆今年设立的“傅雷翻译出版奖”(每年一届)。今年年初,我就收到大使馆文化处群发的通知,说要设立这个奖,鼓励、推广法国社科文艺类图书在中国的出版。怎么评选呢?凡是出版法国人文、社科、艺术、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和文化公司均可选送不超过两本书,出版期限是2008年6月至2009年5月底。法国大使馆组织5名法国评委和5名中国评委(这10人中法文都好)共同评选,先选出8本初选作品,最后选出1本获奖作品,将近8000欧元,由出版社和译者平分。9月4日,法国大使馆就在北京书展上,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8部入围作品名单。那天我匆匆开完一个会跑去看,因为我们也报了袁筱一翻译的内米洛夫斯基《大卫·格德尔/舞会》参选,她还有另一本译作《多米尼克·奥利》也由新星出版社参选了。后来公布名单,总算松了一口气。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 张祖建译《面具之道》(La voie des masque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多米尼克· 费尔南德兹著,余中先译《在天使手中》(Dans la main de l'ange),吉林出版集团

    勒 · 柯布西耶 著,李浩译《明日之城市》(Urbanisme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夏尔 · 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人造天堂》(Les paradis artificiels ),上海三联书店

    伊莱娜· 内米洛夫斯基著, 袁筱一译《大卫 · 格德尔, 舞会》(David Golder ; Le bal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弗朗索瓦 · 多斯 著,马胜利译《碎片花的历史学 : 从《年鉴》到新史学》(L'histoire en miettes, Des annales à la "nouvelle histoire"),北京大学出版社

    菲利普 ·尼摩著,阎雪梅译《什么是西方》(Qu'est-ce que l'Occident?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蒙田著,马振骋译的《蒙田随笔全集》(Les essais ),上海书店出版社

    翻译奖,国内其实也有好几个,什么戈宝权翻译奖,韩素音翻译奖,卡西欧杯翻译大奖赛等等。不过这些好像主要都是面向高校学生的,参选作品也都是文章或作品片段,而不是整本书。跟出版业没多大关系,也出不了什么新闻,无非是一等奖空缺、好译者难觅之类的老掉牙话题。

    从这个层面上看,傅雷翻译出版奖其实是借鉴了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比较通行的图书奖做法,有比较公开、简单的评选规则,也注意与媒体持续的沟通,还能调动出版社和译者的积极性。这肯定会推动更多法国图书在中国出版。希望其他国家的大使馆也奋起直追,都来设立各语种的翻译出版奖,那我们可要屁颠屁颠地忙活了。

  • 做记者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接到王寅的电话,问我打听某个人的电话。当时我只在一个人很多的饭局上见过他一次。当然,常在《南方周末》上拜读他的文章。奇怪的很,这电话之后,我却感觉好像已经跟他成了朋友。

    我也忘了怎么跟他熟了起来。2006年我们接手《书城》杂志。当时的编辑想出一个好点子,在封二位置固定一个栏目“摄手记”,每期刊登一幅摄影作品,并由摄影者自己写一段相关文字。一开始就找了当时对摄影乐此不疲的王寅。不久那位编辑辞职。这个小栏目便由我接过来编。到现在三年多,除了顾铮、北岛、陆晔、btr的少量作品,大多数是王寅的。他的照片很耐看,下面的摄手记也写得好看。——其实我是以这种方式,引诱他多写一点好看的文字。哈哈。

    王大爷周游列国,令人妒嫉。不过更令人妒嫉的是他拥有一双发现并能迅速捕捉美的眼睛。我常常反复翻看他存放摄影作品的网站:http://esope.jetphoto.cn/web/default/。想在哪本书的封面上用他的摄影,就去看看。还常常有收获。

    祝贺王大爷最新摄影展在广州举行。可以去那个法式餐厅,要杯葡萄酒,就拿那些照片下酒吧。

  • 经过近一年的谈判、翻译、制作,我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将从9月中下旬开始出版。加上人文社已经出版过的《乌拉尼亚》这次与系列统一风格设计出新版,我们的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共10种。另外,按伽利玛出版社的要求,勒克莱齐奥的另一部代表作《流浪的星星》,也即将由我们与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自勒克莱齐奥去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译文社、译林社等几家出版社都陆续再版了他们过去出过的一两部作品。但我们此次要出的大部分作品,均是第一次引进翻译的勒克莱齐奥各个时期的杰作,其中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也有叙事散文。

    这十一种书中,我直接负责的有两种,其中,短篇小说集《飙车》由于有金龙格兄的现成译本,制作相对比较省力,因而得以与余中先先生翻译的勒克莱齐奥2008年新作《饥饿间奏曲》以及新版《乌拉尼亚》一起,作为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的首批作品,将于9月中下旬陆续出版。

     

     

    封面设计:张志全 封面摄影:王  寅

    《飙车》全名是《飙车及其他社会新闻》。1992年,金龙格兄将他翻译的勒克莱齐奥两部短篇小说集代表作《梦多》和《飙车》(原来译为《巡逻》)合成一本,以《少年心事》为题,在他任职的漓江出版社出版。

    这也是我完整读的第一本勒克莱齐奥作品。之前在编袁筱一的《文字·传奇》时,在她评论勒克莱齐奥的那一章中读了一点《流浪的星星》片断。之后蒙她赠送译林社再版的《战争》,以及在书店买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的《金鱼》,都没好好看。

    顾名思义,《飙车》的素材均取自社会新闻,又或许是作者故意把这些故事写得像社会新闻。它的社会现实性显而易见。如果经常看国内的社会新闻,再读这本书中的那些故事,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法国也有拆迁“钉子户”(见《曙光别墅》)、也有飞车抢包(见《飙车》)、也有失业者被逼无奈成为小偷(见《小偷啊,小偷,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他写得那么优美,那么清澈,那么单纯又充满同情心,他笔下的一个个小人物都让人心疼。我真正明白法语界的诸多专家许钧教授、金龙格、袁筱一等师友都喜欢勒克莱齐奥的原因。我愿把这本书推荐给每一个人。

    编完《飙车》,我对《少年心事》的上半部分《梦多》也大感兴趣。伽利玛出版社说此书已经授权给其他出版社。问金龙格兄才得知,此书由湖南少儿出版社买了版权。我在网上查,发现此书在他们今年全国书市的新书目录中,被收入一套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丛书,但在几家网上书店搜,也没找到。可能还没有出版。希望他们能够善待这部作品。

    去年勒克莱齐奥获奖后,国内有位好对外国作家品头论足的作家对勒克莱齐奥颇不以为然:“他获奖一点也不让我兴奋,其实还有许多作家都比他优秀,他的获奖多少让人有点失望。……他的小气不仅表现在作品本身的篇幅上过于短小,而且题材也很小气,多写弱势群体或边缘人的生存状态。这样的作品对于今天中国的读者来说基本没有吸引力,至少我读他的作品就没有从中获得过哪怕一丁点儿启发。”

    还有某位评论家兼书商也说:“克莱齐奥肯定是上个世纪二、三流的作家,并未产生过什么世界级的影响。这位作家并未对中国文学构成过什么影响,至少没听说过哪个比较重要的作家、诗人受过他的影响。……这肯定是一个不会在中国热销的诺贝尔奖作家,因为它的寓言性及对个人心理空间的表达,并不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至少不会合当下读者的胃口。”

    请允许我向这两位致以不点名的鄙视礼。

  • 五年前,我离开报社,来到刚成立的99,开始学做出版。一天,老板叫我去,说有套老书值得再版,具体情况命我向他的好友、浙江文艺社的资深编辑李庆西老师联系。

    原来李老师一直惦记着197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老书《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中译本,上下两册。当时是作为中苏关系史料的一种,内部发行,流世不多。《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是俄国远东考察家、地理学家、民族学家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地区考察的见闻和感受。李老师曾经在《读书》杂志上写过文章介绍这套书:“《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记述阿尔谢尼耶夫1902至1907年前后三次率队考察乌苏里山区所见所闻,是带有叙事成分的探险日志。那不仅仅是沿着河谷向森林腹地行进的一路艰险,也有峰回路转的欣喜发现,在穿越沼泽或是林间露宿的每一个片断都记录着不期而遇的事况。作者对原始森林地貌景观的细微描述实在令人叫绝,那些极具感性的文字给乌苏里的山川草木赋予了一种灵性,很难说那是科学家的审视还是诗人对自然与生命的赞叹。
      这本书真正的主题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性的思考。 ”

    看了他的评论,我也对这本奇书大感兴趣。可是怎么找到译者呢?商务印书馆的旧版上,写的是“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译”。

    有困难,找小强。

    短信过去,片刻就回:这书是我爸他们翻译的。真是意外惊喜。原来小强老师的父亲张大本教授也是这本书的译者之一。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在国内俄语界可是鼎鼎大名。我听黑大中文系毕业的李老师闲聊,据说黑大俄语系的夫妻教授在家里吵架都是用俄语的……

    得小强指示,我联系到已经调到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的黄树南教授,因为他是当年“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的组长,《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主要由他负责牵头。黄先生个人也极喜欢这本书,欣然同意把译本交给我们重出,还推荐我们选用与《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有关的一本苏联青少年读物中的插图。为此,他请黑大的老同事从图书馆中把这本书借出来寄给我。

    这本书的译文极为优美,人文社的俄文编辑温哲仙看完书稿也爱上了它。她打电话来建议:书里面写到那么多动植物,咱们能不能配上插图,这样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还可以从中学到许多动植物知识呢。

    我当时刚当编辑不久,手里编的书不多,正是比较空的时候。说干就干,就照着译文后面附的动植物拉丁名和中文译名到网上疯找,七七八八找了一大堆。因为像素原因,有的图片放大了很糊,于是索性就都做成小图,以附录形式排在上下册书的后面,一本放动物,一本放植物。

     

    2005年2月书出版后,黄树南先生很喜欢,过了一阵子,寄来一封信,把他发现的一些错别字和可修改之处都列了出来。

    这套书印量不多,到05年年底上下册就卖光了。台湾知书房出版社的老板不知从哪里看到这两本书,跑来买繁体字版权。

    今天旧事重提,是因为今天收到小强的短信:“著名俄语文学翻译家黄树南老师今早7.25因病在南京去世。代表译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等”。我知道像黄先生这样的学者、翻译家和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并不会引起媒体的多少兴趣。几年前,黄先生曾来信,推荐一本关于卫国战争的苏联经典小说,大部头,问我是否有兴趣出版。很惭愧,在如今的出版环境下,我无法贸然答应黄先生。今天写这篇博客,也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卓越的俄语文学学者和翻译家。希望有机会可以再版《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可以把黄先生列出的错统统改掉。以下是黄树南先生为《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写的译者前言。

     

    译者前言

        读者面前的这本《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是由两部独立的、但是内容上有密切联系的作品构成,一部是《乌苏里地区之行》(新版中译本更名为《乌苏里山区历险记》),另一部是《德尔苏?乌扎拉》。两部作品讲的都是作者在乌苏里地区考察的见闻和感受。

    乌苏里地区指的是黑龙江右支流乌苏里江以东至太平洋海岸的大片土地,大约四十万平方公里。这个地区原是我国的领土,1860年被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割占。这里有众多崇山峻岭,有广阔无垠的原始森林,有丰富的矿藏资源,有丰厚肥沃的土地。为开发这片土地,向乌苏里地区移民,沙俄政府曾多次组织人马,对乌苏里地区进行探险考察。阿尔谢尼耶夫的考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本书作者弗·克·阿尔谢尼耶夫(1872-1930年)是苏联的一位民族学家、地理学家、作家。他是俄国地理学会会员、俄国东方学会会员,曾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博物馆馆长,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黑龙江)分会会长。

    阿尔谢尼耶夫1872年出生在彼得堡的一个铁路员工的家庭。1895年他从彼得堡步兵士官学校毕业后,便进入军界供职。1900年他调到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工作。阿尔谢尼耶夫对地理深感兴趣,又喜欢打猎。当时,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是一个不大的城市,周边有许多荒山野岭。他在这里常常身背猎枪,登山涉水,进出原始森林,走遍了周围的山山水水,探测了无数大小路径,领略了自然界的无限风光,为他今后的考察事业打下了基础。上级见他有此兴趣和特长,遂任命他的“狩猎队”队长。名为“狩猎队”,实际上是搜集军事、经济、地理、民族等方面资料的考察队。

    阿尔谢尼耶夫1902年正式组建第一支考察队,考察了乌苏里地区南部和兴凯湖部分地区,从而拉开了他延续多年的考察活动的序幕。接着,他又考察了锡霍特山区(1906-1910年)、堪察加半岛(1918年)、科曼多尔群岛(1923年)、乌苏里地区北部(1927年)以及鄂霍次克海的约内岛等地。考察成了他的毕生事业,而考察的对象则主要是乌苏里地区。

    从1910年开始,阿尔谢尼耶夫以《旅途日记摘抄》为总标题,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游记性质的文章,或者如他所说是“科学普及性质的地区纪行”,讲述他在乌苏里地区考察的经历。到1917年,他已撰写了三部分,准备付梓。这三部分是:1.《乌苏里地区之行》,2.《德尔苏?乌扎拉》,3.《在锡霍特山中》。但是不久爆发了十月革命,他的书只好延期刊印。前两部分分别在1921年和1923年出版。1926年他又对这两部书作了删改,“以适应学校和广大读者的需要”,合为一本,以《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为出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第三部分的单行本直到1937年才问世,这时离他去世已经七年。此外,他还有《1901-1911年乌苏里地区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概要》、《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穿越原始森林》等著作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了他的六卷本文集。

    阿尔谢尼耶夫所描写的乌苏里地区及其原始森林,当时还处于没有遭到破坏和污染的原始状态,对广大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新奇而陌生的世界。题材的新颖、对自然现象观察的细致入微、严格的科学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描写的准确生动、文笔的清新自然是阿尔谢尼耶夫创作的特色。这些特色使他的作品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书界的关注。连当时远在意大利的高尔基也很快读到了他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并作出了高度评价。高尔基认为,这部书具有“毋庸置疑的巨大的学术价值”,他“为它的表现力而入迷,而倾倒”。高尔基指出,阿尔谢尼耶夫的作品,“成功地体现了布雷姆和库珀的结合”。布雷姆(1829-1894年)是德国的动物学家,著有多种描写动物世界的科学作品。库珀(1789-1851年)是美国作家,他的作品中常有惊险的情节。两位作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其实上,阿尔谢尼耶夫的作品中,诸如蜂蚁之战、猎熊、遇虎等的描写,以及他在考察探险过程中多次身陷绝境而终于化险为夷等情节,读来都是引人入胜的。因此,高尔基认为,青年们阅读他的作品,会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还着力刻画了一位传奇性人物德尔苏?乌扎拉的形象。德尔苏?乌扎拉是当地的一名赫哲族猎人,曾为阿尔谢尼耶夫做过向导。他孤身一人,以原始森林为家,独来独往。他在长期的狩猎生涯中练就了一身绝技,能根据各种征兆准确预测天象,能根据踪迹辨认人兽的活动,能在九死一生的险境中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地逃脱厄运,奇迹般地生还。他多次救过阿尔谢尼耶夫和考察队员们的生命。他善待生灵万物,认为一切都有生命,与飞禽、走兽、草木为友,虽然以狩猎为生,都绝不滥杀滥捕。在当今世界,生态平衡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阿尔谢尼耶夫早在上世纪初,就通过德尔苏?乌扎拉这个形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摆到了世人面前,呼吁人们保护自然,这是难能可贵的。

    1975年,日本导演黑泽明把德尔苏?乌扎拉的形象搬上了银幕,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在俄罗斯,德尔苏?乌扎拉被视为“森林之子”,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和象征。莫斯科有一个非官方的发展生态旅游基金会,就是以德尔苏?乌扎拉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基金会号召,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要爱护自然,保持生态平衡,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由此也可以看到阿尔谢尼耶夫作品的深远影响。

    阿尔谢尼耶夫的作品问世至今,已经快一个世纪了,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仍在津津有味地阅读,并不认为它们陈旧过时。俄罗斯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出版社,一次又一次重印他的作品,累计印数已难以统计。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在1970年特意出版了专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原始森林中的奇遇》,从《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和其他经典作品中精选了十多个森林探险故事,并配备了22幅彩色插图。同时,阿尔谢尼耶夫的作品也早已走向世界,被译成了三十种语言在各国出版。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中译本,1977年由商务印书馆分上下两册出版。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参加译校的人员有(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士燮、卢康华、张大本、张寰海、李石民、李景琪、沈曼丽、姜长斌、俞约法、黄树南、鲁桓。

    当时出版这个中译本,是作为中苏关系史料的一种,内部发行。阿尔谢尼耶夫在这本书中多次讲到中国人在乌苏里地区的大量居民点,他们在这里从事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猎渔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开采业等经营活动。古道是中国人开的,树木是中国人砍凿的,狩猎的碓子房是中国人搭建的,还有中国的古庙,中国的对联……阿尔谢尼耶夫也记录了大量用中国各族语言、特别是用汉语命名的地名。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人早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是乌苏里地区最早的开拓者,对乌苏里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阿尔谢尼耶夫的这本书,对研究乌苏里地区的历史,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现在,我们把这个译本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从前面提到的《原始森林中的奇遇》中选用了十余幅彩色插图。插图的绘制者是俄罗斯画家库兹涅佐夫。

  • 几个星期前,《深圳商报》的记者刘悠扬来电话说想做一个菲利普·罗斯的专题。我给自己揽了个任务,就是帮他们翻译德国《明镜》周刊网络版06年做的菲利普·罗斯专访(当然,我是从英文翻译)。今天刘悠扬说,这个专访见报了,那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贴出来示众了。

    《明镜》:罗斯先生,您的新书《凡人》的书名来自十五世纪一个无名氏写的寓言剧。奥地利作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912年创作的戏剧也是这么命名的。

    罗斯:……但是他仍然保留了基督徒的视角,寓言的形式,还有道德说教。我的《凡人》不说教。它不具有寓言性。

    《明镜》:那您为何取这书名?

    罗斯:一开始不叫这个。我写作过程中想了各种书名。直到最后才想起这个戏剧,我上大学时,也就是1952年之后就没再读过。这次我又读了一遍,觉得拿它来当书名正合适。不过我写作的时候可没想到这出中世纪戏剧。

    《明镜》:您动笔以后思考的是什么?想达到什么目标?

    罗斯:通过一个男人的疾病——威胁到生命的身体疾病——来讲述他一生的故事。叙述的线索就由他的疾病史主导。我想到其他关于疾病的书。你可能认为这类书应该有很多。实际上不多。我想到托马斯·曼的《魔山》,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这是本好书。除此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书是以疾病为主题的。

    《明镜》: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您认为您的同行们害怕什么(而不写这个题材)?

    罗斯:为什么关于通奸的书比关于肺气肿、癌症、糖尿病的书多呢?不知道,但我也不能说是因为害怕。我怀疑我不是世界上唯一把关注点转到疾病上的作家。和十五世纪的人相比,我们遭受的疾病多得多,因为现在,人们在被疾病夺走生命之前,大体上活得更长。现在你可以打电话问你朋友,他的放射治疗结束了没有、组织切片情况如何。对这些医学问题我们都有丰富的知识。这也是我怎么会写这本书的原因。

    《明镜》:就长篇小说而言,《凡人》篇幅相当短,有点像您早年的小说《垂死的肉身》。您将来还会写更短的书吗?

    罗斯:随着我精力衰退,那是有可能的。我喜欢写《垂死的肉身》,也想过再写一本篇幅类似的书。你得有一个故事,如果要写得那么短,故事冲突就得很快发生。

    《明镜》:可《凡人》开头节奏挺慢的。

    罗斯:开头是葬礼。接着是童年他在医院里看到临床的小男孩病死而接受的早期死亡教育。

    《明镜》:虽然书的开头就写了主人公的葬礼,但是读者读了书的大部分内容,仍然希望主人公没死。您发现他最后没有遭受痛苦也是一种圆满的结局吗?

    罗斯:对我来说着无关紧要。我并不因为主人公的命运而或喜或悲。我不得不体验的是难逃那种命运的感觉。我希望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人死了,出席他葬礼的那些人是谁,他们说了些什么。一旦这些内容搭起来,我就让你看他各个生死关头和最后大限到来的一生。

    《明镜》:为什么主人公没有名字?

    罗斯:一开始这是个意外。直到我写完初稿坐下来读的时候,我才发现没有给他起名字。然后我决定就这样。让他与别人的关系来定义他,跟父母的关系,跟哥哥的关系,跟几个妻子的关系,跟女儿的关系。也许我们都觉得自己是由名字定义的,其实,我们是由我们与相识之人的关系所定义的。那定义了我们是谁。

    《明镜》:说说一开场的葬礼吧。它的灵感是否来自您最近参加的某次葬礼?

    罗斯:我在一年内失去了三四个朋友。你的朋友病了,死了,然后你去出席葬礼。索尔·贝娄是其中最后一个,也是我最亲近的一个。我最近去了这么多次墓地,就想,好吧,是该写写写这个题目了。

    《明镜》:您在索尔·贝娄安葬的第二天就开始写了。他的葬礼是什么样的?

    罗斯:那是在佛蒙特州一个镇的小墓地,大概有120人参加。它对每个人都是很强的冲击。他的伟大使参加葬礼者有一种别样的反应。一个伟大的人死了,而我们之中伟大人物凤毛麟角。这给悲伤增添了新的情绪。

    《明镜》: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您书中被引用最多的句子会是这句:“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老年是一场大屠杀。”

    罗斯:我看电视上播放新奥尔良洪水新闻的时候,看到他们正在把老年人从家里撤出来——我对身边的人大声说:“老年是一场大屠杀。”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在把人从战场上撤出来。

    明镜:这个想法和这一主题,是不是让您写这本书比过去的写作更困难?

    罗斯:没有。要说困难,写任何一本书都是困难的。并不是因为主题,写作才会困难。难的地方是我首先得想清楚怎么写,但这只是任何写作都会碰到的寻常困难。这个主题本身并没有增加写作的难度。

    明镜:但对读者来说可能有困难。您写到没有什么能让人愿意接受这个念头:“你本生而为生,事实却是为死。”

    罗斯:是这样。人们就是要竭力把这念头放在一边。有些人能从某种宗教中获得慰籍,它许诺他们可以不死。我不明白他们怎么可能相信这个,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因为绝对没有证据而相信任何事情。大多数比我大的朋友多少都说过类似的话,对于死亡,我现在不像青春期时想得到那么多了。第一次发现死亡是非常震惊的。死亡似乎很不公平。这就是你十四岁的时候想的:那多不公平,多荒唐啊。我想,离死亡越近,人们就越不想正视它。不过总有人被它折磨。我想到比我年长二十二岁的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他对我说过,过了五十岁,你就没有一天不会想到死亡。

    明镜:但你还没有这样的体验吧?

    罗斯:没有。我只是每隔一天会想到它。不过在这个年纪,就算你不去想它,它也会因为你的老朋友一个个去世、你去医院探视病人和临终的人而来提醒你。这个朋友在做放射治疗,那个朋友在做化疗。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摘除恶性皮肤瘤。人年轻的时候不会碰到这些。我记得我父母谈论他们的朋友病了或者要死了的时候,我并不理解他们,即使当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想,人体内一定有某种生物性的屏障,保证人不到一定的年龄,就不会真正明白死亡无时不在,压倒一切。即使当我父母开始失去最好的朋友的时候,我也只是听着,没有明白他们所失去的所有意义。现在我明白了。

  • 2009-08-19

    上海女人

    今天意外看到一位中国当代作家写的书在美国出了英文版,书名Woman from Shanghai。封面上是一个穿旗袍的中国女人,只露出下半边脸。乍看我以为又是邝丽莎之类有华人血统的美国作家写的、给老外消遣的中国题材小说,或是卫慧之类的中国女作家写的通俗小说。仔细看看作者名Xianhui Yang, 天哪,这不是杨显惠吗?副标题是Tales of Survival from a Chinese Labor Camp,没错,正是那本《夹边沟纪事》。

    出这本书的,是兰登书屋旗下鼎鼎大名的Pantheon出版社,也就是余华的美国出版商。前两天说到中国图书腰封的恶俗。Pantheon在这本书的包装上也够恶俗的。从书名到封面设计,编辑采取了最不动脑筋的做法:挑最能吸引普通美国人的中国元素。Shanghai,谁都知道吧;旗袍,中国女人的商标啊(可五六十年代哪个中国女人敢穿旗袍到处跑?);再加上漂亮的中国女人红唇和封面上大大的“Woman”,愣是生拉硬拽,把书的定位完全往邝丽莎当红的小说Shanghai Girls上靠。

    不知杨显惠先生看到这样的封面,会有何感想。现在许多中国作家都很愿意自己的作品在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出版。然而有多少作家在授权的过程中知道怎样尽可能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引进出版国外的图书,对方在授权合同中往往注明:封面设计应送权利人审阅无意见后方可出版。建议中国作家在跟外国出版商的合同中也加上这一条。

    美国编辑肯定不服气,也想不通。其实很简单。告诉他,夹边沟就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他就应该知道怎么给书名和封面定位了。

     

  • 前些天,书痴“二锅头”兄发一链接,是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腰封腰封让人疯》。我跟他开玩笑:贵公司不是腰封大户么?“二锅头”兄哈哈一笑,可不是么,报纸上示众的腰封,鄙公司出产的确有不少。话说回来,二锅头颇为无辜地说:其实是书店要求加腰封,加了腰封吸引眼球,好卖!

    最近,豆瓣上的“恨腰封”小组颇为热闹,多家媒体也跟进报道,倾向性还是挺明显的。两位挺熟的译者朋友,方柏林兄和孙仲旭兄分别发表了很中肯的意见。

    方柏林:http://berlinfang.blog.163.com/blog/static/116670716200971333459318/

    孙仲旭:http://lukesun.blogcn.com/diary,27545543.shtml

    他们二位选择翻译作品往往都出于喜爱,因此对书的感情自然较深。

    不过不管媒体和“恨腰封”小组里如何批判,恶俗的腰封恐怕难免。这有点像鸡同鸭讲,出版商加恶俗腰封的目的,是吸引尽可能多的潜在读者,而不是专业的媒体编辑记者和有阅读习惯的读者。其实仔细看好了,给书加恶俗腰封的,民营出版公司大大多于国营出版社。对他们而言,畅销就是硬道理,在没有获得平等的出版资格之前,品牌值几个钱?

    媒体的报道往往会有一个搞平衡的意见:腰封本身没错,错的是在腰封上虚张声势夸大其词虚假繁荣欺骗读者。可是再往深里想,媒体上的报道,有多少是透过大大小小的书商、出版社发布的虚假信息调查到底,披露过真实数据,从而揭穿书商欺骗读者、欺骗公众的真相?往往是书商说什么,媒体报什么,根本不加核实。在我看来,这类假新闻更令人痛恨。

    再来说腰封。一般认为,腰封这东西,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不过从腰封的制作用语和书封面封底的整体包装来看,这里可能受台湾出版界的影响更大一些(当然,台湾是受日本影响比较多)。譬如动不动找各路名人推荐(现在台湾的大众图书,没有名人推荐或撰写导读的,还有多少?),动不动罗列销量、排行榜名次、获奖名单。我当了五年的编辑,当然多少也干过一些这样的事,只是比较注意把握分寸,不夸张而已。

    日本出版人鹫尾贤也在《编辑力:从创意、策划到人际关系》一书中曾有一节“书腰展现功力”专门谈腰封,都很朴实、实用。我抄几段:

    “……书籍的出版量不断增加,书店平台的激烈战况难以想象,编辑强烈期待读者能拿起书、购买书,因此对于可能遭到读者随看随丢的书腰,依然认真看待。

    编辑要从这几个观点来推敲书腰的文字:

    ——合适的内容说明
    ——意义、定位
    ——作者的辛劳、花费的时间
    ——作者的意图、热情、野心
    ——作者的卖点、经历介绍
    ——编辑的观点
    ——刺激读者的期待感
    ——文中的插图、照片
    ——封面设计的美感

    ……原则上,书腰文字由编辑拿捏,但是不能脱离作者的意图,不可以只凸显书腰,而必须配合正文。它毕竟只是吸引读者目光的广告文案,而有的编辑难免自以为是,装腔作势地做出一个孤芳自赏的书腰。因此编辑要有自知,不要特意在书腰上搞文学,一切都以凸显书籍本身为主。
        因为书腰空间有限,上面的文字以简短为宜,必须简洁易懂、强而有力、一语中的。书腰不是正襟危坐在桌前阅读的东西,只是为了在书店平台上展现效果,要让人看了以后觉得‘这书还真不错’。”

    如果要惩罚写出恶俗腰封的编辑,罚他/她抄写一百遍这几段话,恐怕比较解气而有效。

    有趣的很,欧美的图书很少看到东亚泛滥的腰封。这可能跟他们成熟全面的市场营销手段有关。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借助腰封来告诉读者相关的广告信息。一般而言,欧美出版社会在图书出版一年前就已经制定好出版计划,出版时间甚至精确到具体日期(一本书是星期一上市,还是星期五上市,大有区别),封面设计、书稿定稿、给媒体、经销商、国际版权销售使用的重点书清样稿也提前好几个月准备好。对于重点书,灯箱、地铁、公交车身广告,铺天盖地,普通读者想不知道这本书也难。所以到书真正面世的时候,其实该知道的,读者都知道了,没有必要再加什么腰封了。

    更何况,我相信国外作者不会允许出版社背着他们胡乱加不靠谱的腰封。国内的媒体上时常会爆出一些新闻,说某作家对书商在腰封上乱写而不满意,双方关系因此紧张闹决裂云云。这类新闻看多了,如果没有具体的下文,我倒宁愿相信这是作家配合书商、或者作家的不满情绪被书商利用制造新闻话题的虚假新闻。当然,被利用的还有媒体记者。

     

  • 2009-08-13

    美国“30后”

    “80后作家”这个也提法现在已经有点滥大街了,好像按照年代来划分作家群体,确实是比较愚蠢的做法。然而接触欧美各国当代文学,我却发现一个现象,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有那么多创作力旺盛、水准这么高的高龄作家。如果查一下维基百科,我们会发现,当代美国最重要的作家,几乎都出生于1930年代。我在这里列一个表,把今年去世的约翰·厄普代克也计算在内:

    托妮·莫里森   1931 
    E.L.多克托罗   1931
    汤姆·沃尔夫 1931 
    约翰·厄普代克   1932
    科马克·麦卡锡    1933
    菲利普·罗斯   1933
    唐·德里罗   1936
    托马斯·品钦    1937
    乔伊丝·卡萝尔·欧茨    1938

    再看他们这两年的创作:托妮·莫里森去年出版了长篇小说A Mercy;E.L.多克托罗即将出版长篇小说Homer and Langley;汤姆·沃尔夫即将出版长篇Back to Blood;菲利普·罗斯即将出版长篇The Humbling; 唐·德里罗明年出版长篇Point Omega;至于超级高产的乔伊丝·卡萝尔·欧茨,除了今年一部长篇一部短篇集,还公布了2个长篇小说计划。

    而近期最令我高兴的是,经过半年的等待,我将在《大进军》之后,继续出版多克托罗的作品,包括即将在美国出版的Homer and Langley。尽管有的朋友未必不同意,但读了《大进军》和他的另一部代表作Ragtime,我认定他是当代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作品中的大气和悲悯情怀,深得我心。

    帅老头多克托罗

  • 《凡人》出版后,我还是常常翻看。有天在家里又不知不觉翻开了。

    真要我说这本书如何好,我又说不上来,也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也没有写译后记。尽管译成中文只有七万字,可我总感觉它很长,因为每一段文字都很丰富。有年轻的作家朋友觉得罗斯写得缓慢、啰嗦,情节设置也不新鲜。

    其实,只有放慢阅读的速度,才会体会到人生的苦味。

    以下这段是主人公与哥哥豪伊在父亲的葬礼:

     坟墓一侧有两把笔直的铁铲,铲头直直插进一大块土里。他本以为是掘墓工人留在那里,事后他们还得把坟墓填平。他曾想,如同他母亲的葬礼那样,每个追悼者会上前几步走到墓坑边,往棺材盖上投一块泥土,然后全都告辞,开车离开。但是他父亲请了拉比按照传统的犹太教仪式进行,而此刻他才发现,那些仪式是要求由追悼者,而不是由墓园派人或任何不相干的人来埋葬逝者。拉比事先已跟豪伊说过,可豪伊不知何故并没有告诉他,所以,他看到哥哥一身挺括的黑色西装,内着白色衬衫配以深色领带、脚上一双裎亮的黑皮鞋,走过去拔起铲子,掘了满满一铲子土。然后,郑重其事地走到坟头,站在那里想了片刻,铲子稍向下一斜,泥土便缓缓卸下。一碰到棺材木盖,便发出那种直入心魄的声音,任何其他声音都无可比拟。

    豪伊又挥动铲子,铲头没入大约四英尺高、摇摇欲坠的金字塔形土堆。他们得把这些土都铲回坑里,直到把他父亲的坟填平,跟旁边墓园的地面齐平为止。


    搬运这个土堆花了将近一个小时。亲朋好友中上了年纪的人不能挥动铲子,便抓起一把泥土往棺材上撒,也算出一分力。他自己所能做的也莫过于此,于是重体力活就落在豪伊、豪伊的四个儿子以及他的两个儿子身上——这六人都在三十岁上下,个个魁梧强壮。他们两人一组站在土堆旁,一铲一铲地,将堆起来的土填回坑里。每隔几分钟换一组人,他一度突然觉得,这个任务仿佛永远不会结束,他们仿佛永远都要在这里埋葬他父亲。他要尽最大努力使自己像他哥哥、儿子、侄子们一样投入地参与这种直接的、残酷的埋葬,所能做的就是站在坟墓边,看着泥土逐渐包住棺材。他一直看,直到泥土快漫过棺材盖——这上面只刻了一颗大卫星作为装饰——他接着看,看泥土开始铺满棺材盖。他父亲不仅仅是躺在棺材里,还是躺在那么多泥土的重压下,他忽然看到父亲的嘴巴,好像并没有棺材,好像他们投进墓坑里的泥土直接落在他身上,填满他的嘴,蒙蔽他的眼,堵塞他的鼻孔,隔绝他的耳朵。他想叫他们停手,命令他们到此为止——他不想让他们盖住他父亲的脸,阻断他吸收生命力的通道。从我出生起,我就一直看着这张脸——不许掩埋我父亲的脸!可是,这些强壮的小子,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既不能停,也不愿意停,即使他蜷起身子自己跳进坟墓命令葬礼终止,他们也不会停。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他们。他们只会继续铲土,把他也埋了,如果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这么做。豪伊站在一边,额头沁满汗水,看着六个堂兄弟矫健地干完活,目标明确,速度惊人,不像是一场过时葬礼上背着沉重包袱的追悼者,而像是老派的工匠在朝炉子添柴火。

    许多年长者此时都在流泪,相互扶持。土堆消失了。拉比走上前,双手认真地抹平地面,然后用手杖在松软的土上画出坟墓的范围。

    他眼看着父亲一寸一寸地从这世界上消失。他被迫从头到尾参与全过程。这就像第二次死亡,可怕程度丝毫不亚于第一次。他突然一阵激动,思绪穿过层层人生的沉淀,来到在医院里的那些时刻,父亲先后第一次抱起襁褓中的三个孙儿女,带着同样克制着喜悦的生动眼神端详,先是兰迪,再是隆尼,最后是南希。

    他站在那里看着手杖在地上画的线,好像是给小孩做游戏画的。南希张开双臂抱着他,问:“你没事吧?”他紧紧抱着她,说:“嗯,我没事。”接着他叹了口气,还笑了,说:“我现在算是知道被埋葬是怎么回事了。到今天才知道。”“我这辈子还没经历过今天这么令人心寒的事。”南希说。“我也没有。”他对她说,“该走了。”他和南希、豪伊走在前头,带领着追悼者们缓缓离开,尽管他还无法将今日所见所想从自己心里清空;双脚在往外走,心还是盘旋回来。

    他们还在填平坟墓的时候刮起了风,所以,在他们离开墓园许久、回到纽约,他的嘴里依然带着泥土的味道。

  • 2009-08-10

    重叠

    我很少读过国内原创的小说,并非我对国内作家有偏见,而实在是因为时间基本上都被自己在编的外国作家占满了。去年蒙陈垦兄赐两本年轻作家的小说,路内的《少年巴比伦》和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挺好看的,很快读完了,对这两位作家颇感兴趣。

    后来听说徐则臣又与其他出版社签了新的小说约。

    前几天在网上书店偶然看到徐则臣有新书出来,颇感兴趣,索性把他的书都找出来看看。一搜,发现自去年9月《跑步穿过中关村》出版到现在不足一年,他又出了3本新书:《天上人间》(新星出版社2009年1月)、《人间烟火》(春风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夜火车》(花城出版社2009年5月)。真是又惊又喜:徐则臣创作力好旺盛啊。索性都买来看看吧?

    可是翻看几本新书的目录,我就只剩下惊,没有喜了。

    《天上人间》目录:
    引子
    上部
    啊,北京
    下部
    我们在北京相遇
    旁部
    天上人间
    题解
    伪证制造者
    后记

    《人间烟火》目录:
    苍声
    天上人间
    人间烟火
    我们在北京相遇
    夜歌
    西夏

    再看《跑步穿过中关村》目录:
    自序
    西夏
    啊,北京
    跑步穿过中关村

    原来除了长篇小说《夜火车》,其他几个中篇小说集收的篇目都有重叠啊。突然就没了兴致。洗洗睡吧。

     

     

  • 2009-08-08

    天使,望故乡

    十五六年前,我还在复旦附近念高中,喜欢在国权路、政修路一带的小书店流窜。零花钱不多,不敢乱买书。但是喜欢三联书店的文化生活译丛,但凡看到新品种,总会省吃俭用买来,躺在床上翻看,美滋滋的。有时零花钱不够,也常常去书店里翻看,看看书还在不在,担心被人买走。就这样陆续搜集了不少“文化生活译丛”,其中就有一本托马斯·沃尔夫的《一部小说的故事》。陆陆续续读了一些,内容到现在已经记不真切了。但记得他在书中讲写作《天使,望故乡》的事。

    三年前有位版权代理朋友寄给我一本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新出的O Lost: A Story of the Buried Life,厚厚一大本,近700页,作者Thomas Wolfe。介绍上说这是《天使,望故乡》的未删节版。

    我没有考虑O Lost,但突然想到,英年早逝的Thomas Wolfe作品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何不再出《天使,望故乡》呢?

    这部大部头是美国公认的现代经典,此前三联书店于1987年出版过乔志高译本,上下两卷。1996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范东生、许俊东的译本。网上一直有人在呼吁出版界再版《天使,望故乡》,据说三联版在旧书交易网上已经拍出高价。

    乔志高(高克毅)先生的文章我向来爱读,他所翻译的《天使,望故乡》、《大亨小传》、《长夜漫漫路迢迢》都是翻译文学的典范。如果再版,那用高先生的译本是最理想,制作起来也最方便的了。毕竟再找合适的人翻译四五十万字的大部头,还真不容易。我先后找了跟高先生有过联系的陆灏兄和子善老师,他们只有他在美国的通信地址。各种杂事堆积,我始终没有提笔给高先生写信。07年约陈安先生翻译保罗·奥斯特的《布鲁克林的荒唐事》,渐渐相熟。他在纽约住了二十多年。我想他也许认识高先生。陈先生和高先生不熟,但他非常热心地帮我联系,问到了高先生儿子高有德先生的email地址,并说译文授权的事可以找他。

    去年2月,我写邮件过去,说明意图,很快得到了高先生的回复,说他父亲很高兴有人愿意再出《天使,望故乡》,可以看看我们的授权合同。还没来得及起草合同,我先去了阿德莱德作家节,在那里上网时,突然看到了乔志高先生去世的消息。

    回国之后,我再给高有德先生去信,表示哀悼,同时说,我们出版《天使,望故乡》的计划不变。过了几个月,高先生来信说,过去一段时间他们忙于料理父亲的后事,但他即将到上海办事,可以顺便见面详谈。

    高先生来了我们办公室。据他介绍,《天使,望故乡》是七十年代高先生在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工作期间翻译的,最初于1974年由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八十年代,今日世界出版社将一批美国文学经典包括《天使,在故乡》在内,交给三联书店出版简体字版。高先生说,由于他对出版不熟,他父亲的译文版权是否可以授权,他还得请教请教别人。

    不知为何,高先生回美国后就没有了消息,一度写信说会处理此事,但终究没有了下文。2008年是托马斯·沃尔夫逝世70周年,原本《天使,望故乡》的出版时机正合适。

    最近,我发现上海译文社出了新的《天使,望故乡》译本(王建开、陈庆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出了一个译本(刘沁秋译)。巧得很,这两个版本定价相同:35.00。不过江苏人民社封面上的文案比较雷人:“一个文学苦力的自传,美国版的《追忆逝水年华》”。

        

     出版乔志高版《天使,望故乡》的机会就这样错过了。不过我与托马斯·沃尔夫的缘分还没有断。众所周知,托马斯·沃尔夫的书稿都是他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花费大量时间指点、修改、删节、争论而产生的。沃尔夫个子很高,有1.98米,他是身子抵着冰箱写他的小说《时间与河流》的,他把冰箱顶当写字台,每写完一页,读也不读就扔进一只木板箱。最后,据说是三条彪形大汉用手推车把满载稿子的箱子送到珀金斯跟前,他再把这堆一口气发泄出来的东西整理成书。

    我正在翻译的麦克斯·珀金斯传记《麦克斯·珀金斯:天才的编辑》一书中就记载着这对编辑-作者搭档工作、交往的始末。这里摘一段该书第一章写到的片断,颇为有趣:

     ……虽然学生们一开始不太敢提出敏感的话题,但最后,他们还是问到了珀金斯疏远的已故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当晚剩下时间所提的问题大都围绕着珀金斯与沃尔夫的密切联系,这是他职业生涯中付出心血最多的作家。多年来,沃尔夫那些磅礴淹漫的小说盛传是沃尔夫和珀金斯共同创作的。“汤姆,”他说,“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是天才。那种才华之大,正如他对美国的看法一样,一本书或者一辈子都无法承载他所有想表达的东西。”当沃尔夫把自己的世界融入小说中,珀金斯觉得有责任为他设置一些篇幅和形式上的界限。他说:“这些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沃尔夫自己不会停下来考虑的东西。”

    “但是沃尔夫能欣然接受你的建议吗?”有人问。

    在这个晚上,珀金斯头一次大笑起来。他说到在他与沃尔夫交往的中期,有一次他试图说服沃尔夫把《时间与河流》中的一大段内容全部删掉。“那是一个炎热的深夜,我们在办公室里改稿。我把我的意见跟他说清楚,然后默默坐下来,继续读稿子。”珀金斯知道沃尔夫最后肯定会同意删改,因为从写作艺术的角度,删改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沃尔夫可没那么容易屈服。他不以为然地把头一仰,坐在椅子上摇摇晃晃,两眼在珀金斯几乎没什么装饰的办公室里四处乱转。“我继续读稿子读了至少十五分钟,”麦克斯说,“但是我很清楚汤姆在干什么——知道他最后的视线落在办公室的一角。那里挂着我的帽子和大衣,在帽子下,挂着一条用响尾蛇皮做的七节响尾蛇玩具。”那是玛乔丽·金南·罗林斯送的礼物。“啊哈,”沃尔夫叫道,“一个编辑的肖像。”开完这个小玩笑,沃尔夫同意了珀金斯的删稿意见。

  • 2009-07-29

    booker prize 2009

    今天看到布克奖的longlist,吸了一口气。今年的布克奖一定很激烈。很高兴我们的两位作者Colm Toibin的Brooklyn和William Trevor的Love and Summer双双入围。这两本书都已经在翻译。喜爱《大师》的同学请注意,Toibin今年11月有望访问上海。

    不过我想William Trevor今年可能会获奖。纯粹猜测。

           

                             

    Byatt, AS                   The Children's Book            Random House - Chatto and Windus

    Coetzee, J M               Summertime                     Random House - Harvill Secker

    Foulds, Adam              The Quickening Maze          Random House - Jonathan Cape

    Hall, Sarah                  How to paint a dead man    Faber and Faber

    Harvey, Samantha       The Wilderness                   Random House - Jonathan Cape

    Lever, James               Me Cheeta                         HarperCollins - Fourth Estate

    Mantel, Hilary               Wolf Hall                           HarperCollins - Fourth Estate

    Mawer, Simon              The Glass Room                 Little, Brown

    O'Loughlin, Ed             Not Untrue & Not Unkind     Penguin - Ireland

    Scudamore, James       Heliopolis                           Random House - Harvill Secker

    Toibin, Colm                Brooklyn                            Penguin - Viking

    Trevor, William             Love and Summer              Penguin - Viking

    Waters, Sarah             The Little Stranger              Little, Brown - Virago

     

  •  在如今这人人嚷嚷电子书、手机书、网络书的世道,谁要说纸质书永远不会消亡,恐怕要被视为怪物。不过近来美国就冒出这样一头怪物,不仅认定纸质读物永远不会消亡,还注册一个新的e-m ail地址,扬言谁若对此感到悲观,尽可给他写信,他会告诉你“你错了。”

    这个名叫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的人的确是美国文坛、出版界的异类。他大学没念完,却办文学杂志、开出版社、写书、写专栏、写电影剧本,还创办青少年写作指导中心,精力充沛,39岁已经把一个文化人能做的事情几乎都做遍了。

    他是有理由对“纸质读物必将消亡”的论调说不的,因为他有826 National的经验。826 National是戴夫·埃格斯和朋友一手创办的非营利性青少年写作指导中心,目的是指导6-18岁的孩子学习写作技巧,培养阅读习惯,让他们喜欢读书写字。自2002年在旧金山创办第一家写作中心826 Valencia以来,七年间已经在全美七大城市成立分部。“我每天都看到他们对于纸质读物的热情与任何时代都并无二致。关于没有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再读书的报道,太夸张,也总是缺乏事实依据。”自从今年5月在一次小型作家聚会上埃格斯公开邮件阐明观点后,他的言论被人搬上了网络,许多人纷纷给他写邮件,于是他索性在《纽约客》写了一封公开信,详谈这个问题。因为他对儿童的公益事业,2007年,亨氏家族基金授予他25万美元的亨氏奖,表彰他个人在艺术人文领域的贡献。难能可贵的是,他将这笔钱全部捐献给了826 National。其实他并不富裕,当时他所创办的独立出版社McSweeney‘s也刚刚度过一次空前的财务危机。

    戴夫·埃格斯对孩子的爱,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1991年,还在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念书的埃格斯遭逢不幸:父母双双因癌症去世。当时他哥哥工作繁忙,姐姐还在念法学院,还有一个8岁的小弟弟。埃格斯决定中止学业,和女友带着弟弟独立生活,用父母留下的遗产供弟弟上学,自己做些零工谋生,譬如为一些报纸做图像设计。后来他和朋友一起收购了一份当地免费报纸,最终将它改造成讽刺杂志Might。2000年,埃格斯将自己这段又当哥哥又当爸的经历写成回忆录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台湾天下文化出过繁体字版《怪才荒诞与忧伤》),一炮走红,不仅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冠军,还被《时代周刊》等媒体评为年度好书,入围普利策奖,可谓名利双收。

    可能是因为对新闻写作的兴趣,戴夫·埃格斯的书常常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素材是真实的,但为了艺术性和可读性的需要,加以一些虚构的对话、增删人物等手段。这在形式上倒有点像这里过时了的报告文学。

    戴夫·埃格斯的这一写作特点在2006年引起轰动的作品What is The What中展现得淋漓尽致。2003年年初,埃格斯在亚特兰大结识了一个苏丹来的年轻黑人瓦伦蒂诺·阿恰克·邓。邓是几十万苏丹“失落的孩子”中的一员,6岁起就在苏丹内战中被迫离开父母,跟随大批难民逃难,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的难民营长大,最后辗转来到美国,又遭逢抢劫。一席长谈后,邓希望埃格斯能够执笔为他写一本自传,把苏丹人所经历的苦难告诉全世界。埃格斯深受感动,答应下来。两人合作的方式是由邓口述,埃格斯录音整理,根据写作需要取舍情节、虚构对话。所以书虽然副标题叫“瓦伦蒂诺·阿恰克·邓自传”,归类上却是小说。

    2006年秋天,What is The What一书出版当天,“瓦伦蒂诺·阿恰克·邓基金会”也宣告成立。因为两人约定,这本书的所有收入将捐给苏丹难民。基金会的主要使命就是筹资在邓的家乡为孩子建造教育设施。What is The What情节曲折,诙谐坦诚,赢得广泛好评。最近传出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很喜欢这本书,更大大刺激了该书的销量。

    至于我们,能够因为出版它的中文版而间接为非洲的孩子做点什么,也感到高兴,也为拥有这样的作家而自豪。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9年9月26日号)

  • 2009-07-22

    译者的谦卑

    上个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在杭州开年会。听参会的前辈说一小事。某大学教授领衔翻译了几本某外国作家的超级畅销书,在会上发言,分析该外国作家在中国之所以如此畅销,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翻译得好。不由哑然失笑。不说他翻译得到底好不好,单单这种把自己的翻译如此抬高的心态,就很有问题。

    虽然我自己也翻译书,主要的工作也是出版外国文学书,更有众多的译者朋友,但我必须说,把一本书翻译好,让读者把注意力放在作品内容本身,去感受作者的思想、风格,而不要时不时地“惦记”译者,这本来就是一个译者工作的本分,是他应该做的事情。这正如要求我们的官员不贪污,要求CCTV说真话,都是各自分内的事。却因为全面的溃败,要真做到了反而显得很了不起,要大大表彰似的。当然把译者的工作跟后面两个相比颇为不伦不类,甚至是侮辱。但逻辑上是差不多的。

  • 1959年对于菲利普·罗斯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26岁,已经在《纽约客》、《君子》等名牌杂志上发表过短篇小说。他一边在芝加哥大学教写作,一边攻读文学博士学位。他与在芝加哥大学认识的女友玛格丽特·马丁森结了婚。他的第一本小说《再见,哥伦布》(包含同名中篇小说和五个短篇小说)获得了波士顿的霍顿-米夫林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的文学奖(Literary Fellowship Award),由该社出版,马上引起文坛关注,翌年即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也是在这一年,他中途放弃了博士学位,给《新共和》杂志写影评去了。

    中篇小说《再见,哥伦布》看似一个有点俗套的初恋故事:穷小子爱上富家女,最后因为观念、家境悬殊而分手。但书中种种细节又让人觉得,年轻的作者其实是想通过爱情故事的方式来表达更深层的思考。如果不是因为编稿子仔细对原稿,我可能未必会注意到这些微妙的细节,正是这些细节,丰富了这部充满朝气的作品的内涵,昭示了一个伟大作家的到来。我在上一篇札记中已经引用了索尔·贝娄对《再见,哥伦布》的评语:“与我们闭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光溜溜地呱呱坠地不同,罗斯先生一出场,指甲、毛发、牙齿都已长齐,他说话流利,技巧娴熟,机智幽默,富有生气,具有名家风范。”记得前两年读中国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再见,哥伦布》中的几个短篇小说时,我刚出《九故事》不久。读着读着,突然感觉罗斯的短篇小说怎么有点塞林格味?后来在Wikipedia上的塞林格词条中,发现哈佛大学名教授Louis Menand说,罗斯早期的短篇小说具有"Salinger's voice and comic timing."[

    回到《再见,哥伦布》这个中篇小说上来。小说主人公尼尔,是一个家境贫寒、寄居在纽瓦克的舅舅家的犹太小伙子,大学毕业三年,在纽瓦克公共图书馆当管理员。从书中陆续浮现的一些细节可以得知,尼尔生于1933年左右,在纽瓦克贫困的犹太区出生长大。能考上了当地的鲁特格斯大学纽瓦克学院(Rutgers-Newark)哲学系,他感到很幸运,也很骄傲。

    这些背景令人想起罗斯本人。菲利普·罗斯1933年生于纽瓦克。这是新泽西州最大的城市,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长期是美国著名的穷地方。罗斯的祖父母就是19世纪从东欧来的犹太移民,罗斯家就在中下阶层犹太人聚居的Weequahic区,父亲是保险经纪人(参见《遗产》)。他也曾在鲁特格斯大学纽瓦克学院读一年书,再转学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英文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