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01-14

    翻译为何

    昨天写了关于翻译稿酬的一点感想,引出一些朋友的留言,大体上几种观点都有,挺有意思。先澄清几点,算作回应。

    第一,昨天的文章并非批评或者指责希望高稿酬的译者。谁不希望回报多一些呢?我自己也翻译书,拿的同样是这点翻译稿费(不瞒您说,我翻译第一本书,翻译稿费只有千字45元。少是少了点,但我所得远远多于物质的报酬,这个话题下面再说),工作上还得靠着许许多多译者朋友。批评译者不是打自己耳光么?

    第二,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向诸位介绍一点出版业的情况。商业翻译和文学翻译是两码事。前者对大多数从业者来说,是谋生手段或者赚外快手段——恐怕不会有人从心底里喜欢翻译公证书、说明书什么的吧。然而我不知道看到过多少媒体的报道,每次提到如今的翻译质量差,就拿翻译稿酬低、过去搞翻译收入多么高来对比,好像现在的出版社都是暴利行业,净想着剥削译者似的。不是的,情况比这复杂。希望一些译者理解,也希望媒体朋友多了解一些情况再写稿。

    第三,图书翻译的稿费还有没有上升的空间?我认为是有的。这里面有几种情况。

    1. 经久不衰的经典图书,如果已经是公版书,你的译本又质量上乘,那么根本不愁没有出版社来找你。不说许多翻译界老前辈的经典译本,年轻的孙仲旭兄翻译的《一九八四》,不也出了几个译本了么?这些稿费加起来,可就不是那么少了,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流逝累积。即便是版权书,你跟出版社的翻译合同是有期限的。到期出版社如果续约,是得付稿费的。如果书的版权转到其他出版社,他们又要用你的译本,还是得付费的。据我所知,不少经典译本的译者,是跟出版社谈版税的。

    2. 现在许多大陆出版社为了节省时间,往往购买台湾出版社已有译本的译文(我自己迫于无奈买过几本)。什么时候台湾出版社为了图快,也来购买大陆译本,译者自然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说到这个,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陆出版社购买台湾译本要远多于台湾出版社购买大陆译本。这一方面是因为台湾出版社出市场流行的版权书速度比大陆快,另一方面,大陆受港台文化的影响比较大,许多台湾的词汇,大陆这边已经逐渐熟悉、接受。因此对于台湾译本,文字上的差异感不是非常强。相反,台湾读者对于大陆的词汇比较陌生。台湾出版社如非不得已,并不太愿意使用大陆译本。

    3.  即便是没有以上这两种情况,假如一本版权图书的印数能够提高,翻译稿酬仍然有提高的空间的。举个例子吧:一本20万字的书,首印10000册,按照现在的定价标准,定价在25元左右。译者稿费这一块成本平摊到每本书上,就是1.2元/本,占定价的4.8%。国外作者的版税是多少呢?除非超级畅销书,首印版税率一般是6%或7%。也就是说把翻译稿费折算成初版版税,是近5%。假如首印只有5000册,那翻译稿费所占比例就要高达9.6%。各位看官,原创作者写一本书的版税也不过如此。反之,如果印数能够不断增加,翻译稿费所占的成本比例当然就越来越低了。许多人顺着这个思路就会提出:译者也应该分红,拿版税。问题在于,如我昨天所说,翻译只是一本图书出版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一本书的成功,译文是一部分,原作的质量是更关键的部分,出版社的制作、营销、发行等一连串的行为也是极为重要的环节。如果译文质量一般,书的畅销主要是因为原书写得好,出版社工作努力,甚至因为某些莫名其妙、出人意料地畅销,译者拿版税是不太公平的。但假如译者的声望或者译文的质量好得能够带动作品的销售,那么,以印数稿酬或者一定比例的版税等方式来提高翻译稿酬,我认为完全是可行的。只是具体到译者和译本,得具体对待。

    上面啰里啰唆说了一大堆,净在money的话题上纠缠不休。其实假如你翻译一本书,却对这本书毫无好感,或者体会不到翻译的乐趣,没有跟别人分享的欲望,就像对待商业翻译中的文件。那还是不要翻译书为好,那只会让你觉得翻译是一项又累又苦吃力不讨好的活。

    从精神层面上,我愿意这样看待文学翻译:这是一种对个人文字修养的磨练,是一种写作技巧、文学鉴赏的学习过程,是对自身专业领域的自我培训和知识补充,是对视野的开拓,是与喜爱的作家心灵的交流,是一种向他或她表达敬意的方式。

  • 这两天为一本很重要的文学作品找译者。一位还没有译过文学作品的译者试译了几页,感觉不错。打算和他签约。谈到翻译稿费问题,谈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理由是:商业翻译的报酬往往有千字三四百字;文学翻译千字六七十元的标准实在太低了。

    拿文学翻译与商业翻译的报酬相比较是老生常谈了,媒体成天呼吁翻译质量提高的文章,也总拿这个说事儿。每一个翻译书籍的译者多少都有过类似的抱怨。毫无疑问,拿译者投入的时间、精力来衡量,文学翻译的报酬是不高。但拿这跟商业翻译去比较,在逻辑上就完全说不通了。因为这完全是两码事情,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两个不相干的行业。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文学翻译是依附于出版的,也就是说,翻译只是一本图书制作中的一部分。出版社投入的不仅仅是翻译稿费,还有作者版税、印制成本、发行成本、宣传营销成本、人员成本,等等。而商业翻译,就是应用文件的翻译,不怎么涉及其他制作上的投入。

    所以,图书翻译的稿费的确是低,但拿商业翻译的“高”来证明图书翻译的“低”,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如何提高图书翻译的稿费标准,这得放到整个出版业的状况中去分析。

    另外一件常被译者挂在嘴上的事情是,过去翻译一本书,译者甚至可以拿翻译稿费买一套公寓、一栋房子!现在呢,翻译一本二十万字的书,扣了税,也就万把块钱。过去的翻译稿费标准与图书的制作成本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还得找点资料来看看。但有一个问题还得说明白了:过去翻译书是不付给外国作者版税的。如果现在的版权书不付版税,把这笔钱都算到译者头上,那翻译稿费岂不也是至少翻一番?

    所以,像这样没有技术内涵的横向、纵向对比,还是省省吧。

     

     

  • 科斯托娃回来了,博客大巴回来了。我也回来了。

    2006年时我出版了一本还算畅销的小说《历史学家》(The Historian)。这好像是我自己经手的所谓商业小说。说商业,它又不像丹·布朗、詹姆斯·帕特森等商业味更重、节奏更快的纯惊悚悬疑小说。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Elizabeth Kostova)毕竟是学艺术史的女性,书中对东欧各地的风情、传说的描写,史料的利用,还挺吸引人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女性的柔情,尤其是刻画历史学家的职业热情,有时也让人感动。据说国内有高校历史系还将这本书推荐给新生。

    当然《历史学家》在国内所引起的关注与它在美国的火爆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最初Little, Brown因为极为看好它的潜力,花了200万美元一举买下这本处女作小说的全球版权,并斥上百万美元做营销。营销疯狂到什么程度呢?就拿卖版权来说吧。今天问我要不要科斯托娃接受美国电视采访的录像带,过两天UPS的包裹就送到了。效果当然立竿见影:2005年该书出版第一周就冲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榜首位置,创下了处女作小说第一周登上该榜榜首的记录。

    出了这本书之后,我算是对这类具有一定文学、知识含量的畅销书有了初步的认识。假如小说情节写得好看吸引人,又能让人从中了解到许多过去陌生但又挺有趣的知识,这样的小说为什么不出呢?

    当然,伊丽莎白·科斯托娃也成了我重点关注的作家。她究竟是那种昙花一现的一本书作家,还是后劲十足、勤劳认真的长线作家?

    去年伦敦书展前,我终于在Little, Brown发出的rights guide中发现了科斯托娃以及她的新书情况。但当时仅有短短一段新书介绍,不知究竟。到了下半年,离法兰克福书展还有一个来月的时候,总算等来了这部新书The Swan Thieves(暂且叫它《偷天鹅的人》吧)的书稿。赶紧抓紧时间读了几章。印象是,此书似乎比《历史学家》写得更为成熟、细腻,而且这次涉及的历史知识是作者熟悉擅长的艺术史领域(印象派)。就故事而言,侧重于围绕爱情来设置悬念情节,因而也更能吸引女性读者。我的判断是此书可能会比《历史学家》更为持续畅销。

    新年前后几家英文媒体纷纷预测2010年上半年有什么重头书,定于1月12日的《偷天鹅的人》无一例外都被提及。刚刚看到美联社已经发出了关于该书的电讯:
    http://news.yahoo.com/s/ap/20100111/ap_en_ot/us_book_review_swan_thieves

    预祝The Swan Thieves成功。当然,也预告一下,该书中文版争取能在今年下半年出版吧。

  • 上个星期,陆建德先生来公司做讲座,谈当代英美文坛,讲了他的许多观点,获益不少,他的许多观点我也非常认同。他讲到其实真正的作家,都非常关注现实,介入政治,敢于就许多公共问题发言,亮明自己的立场。

    当无数中国人沉浸在新年前夕跨年狂欢之时,在大洋彼岸的纽约公共图书馆,许多美国作家冒着大雪,为一位万里外的中国作家而集会,这其中,有76岁的E.L.多克托罗,有73岁的唐·德里罗。

    E.L.多克托罗朗读了这位中国作家的一首诗:"One Letter":one letter is enough / for me to transcend and face / you to speak. 很遗憾,这首诗无法在网上查到完整版。

     

  • 今年是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的前身《新法兰西评论》(NRF)创刊100周年。我们的这份百年献礼献得有点迟了。赶在2009年尚未结束的时候,赶紧公布吧:

    《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
    [法]皮埃尔·阿苏里 著
    胡小跃 译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这是《我与兰登书屋》、《出版人:汤姆·麦奇勒回忆录》之后,我们的“出版人书系”第三部作品。与前面两本有出版人自述的回忆录不同,这是一部标准意义上的传记。作者皮埃尔·阿苏里曾任法国《读书》杂志主编多年,为写这本书采访了大量当事人、认真查阅资料、档案。全书资料翔实,生动客观。译者胡小跃先生浸淫法国文学出版多年,可能是国内二十年来出版当代法语文学最多的编辑,与包括伽利玛出版社在内的法国众多主流出版社和作者阿苏里本人,都有交往。我的同事何家炜兄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温哲仙先后对照法文原文加以编辑。

    为确保封面图片质量,我们特意向伽利玛出版社资料库购买了加斯东·伽利玛的这幅照片。很遗憾,前两年最初联系的资料库负责人是位老太太,几个月前我们确定要购买的时候才得知,老太太已经去世。

    此书离正式上市估计还有一个月左右时间。感兴趣的朋友,还请耐心等待。

  • 刚才看到纽约时报书评的一个标题:One Man’s Survival Strategy in a Chinese Labor Camp: To Write。点进去一看,原来高尔泰先生几年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寻找家园》出了英文版。

    出版《寻找家园》的是HarperCollins旗下的出版社Ecco。10月20日上市。跑到HC的网站上看了看。虽然高先生定居美国,但也就只安排了一场活动:

    Monday, January 25, 2010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Henry Salvatori Center, Pitze 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 850 Columbia Ave. Claremont, CA 91711

    看来挺偏的。

    两位译者分别是Robert Dorsett和David E.Pollard。后者即鼎鼎大名的英国学者卜立德,对鲁迅、周作人等都有深入研究,也翻译了不少中国文学作品。前者就不清楚了,好像本职工作是针灸医师,业余写诗、翻译。

    刚又在高先生定居的拉斯维加斯当地报纸《拉斯韦加斯太阳报》网上上看到一篇今年年初就发的相关报道:http://www.lasvegassun.com/news/2009/jan/03/memories-beauty-survive-oppression-pain/

    才知道高先生出版这本书,是得到了当地内华达大学黑山研究所(Black Mountain Institute)的大力帮助,不仅提供了City of Asylum 项目为期三年的居住资助,也由研究所的另一个项目Rainmaker Translations出资一万美元,和加州大学欧文校区的国际写作与翻译中心共同分担《寻找家园》的翻译费用,并出面联系出版社。

    从报道来看,台湾已经有出版社购买繁体字版权,将出版完整的《寻找家园》。

  • 《南方读书报·南方阅读》2009年12月20日号

    据说担任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C EO长达10年的简·弗里曼,是国际出版界最有权势的女强人。去年6月当她突然宣布离职的消息传出时,业界颇为惊愕。她是被哈珀-柯林斯的母公司新闻集团老板默多克炒了,还是主动离职?有一点是肯定的:虽然年已64岁,但精力旺盛的她绝不会就此“退出江湖”。一度有传言说,她要去哈佛商学院当教授。

    果然,今年10月,简·弗里曼高调宣布,她已筹得300万美元资金,与电影制片人杰弗里·夏普合作成立了一个名为“开放之路整合传媒”的公司,主攻方向是:电子书。首批考虑出版的,将是威廉·斯泰伦的《苏菲的选择》、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艾丽丝·默多克等经典作家的作品。业者都知道,不断再版的长销书是支撑所有出版社的基石,可以保证出版社年复一年的稳定收入。因此,明眼人一看便知:简·弗里曼这是在放传统出版社的血!

    12月11日,兰登书屋集团CEO马库斯·多尔突然给数十家文学经纪公司发了一封信,强调兰登书屋过去与作者签订的合同已经授予了兰登书屋“独家出版电子书的权利”。

    马库斯·多尔的信明显针对简·弗里曼的“开放之路”。威廉·斯泰伦于2006年去世,终其一生,他的所有作品均经兰登书屋传奇编辑鲍勃·卢米斯之手出版。“开放之路”与威廉·斯泰伦的家人所达成的8部作品电子版权协议,不啻釜底抽薪,同时开了恶例:如果所有经典作品版权拥有者都弃出版社不顾,直接把电子书版权交给“开放之路”这样的公司甚至给亚马逊,出版社如何坐得住?

    目前围绕电子书的焦点问题,一是电子书阅读载体的开发与销售,二是图书电子版权的授权。说白了,就是作者、出版者、销售者等相关各方利润分成的博弈。尽管近10年来,传统出版社也在面对数字时代不断调整战略,适时推出图书的电子版,与亚马逊、索尼等阅读器销售商合作。但是,出版社在电子书出现之前签订的图书协议是否必然包含了电子书这种出版形式、出版社又与作者的利润如何分配等问题,始终存在争议。传统上,根据合同,出版社有权“以书的形式”(in book form )出版作品。可是“电子书”是书的形式吗?作家和文学经纪人显然不这么认为。目前,美国主要出版集团给作者的电子书版税为25%左右。而作家们和代表作家利益的文学经纪公司普遍认为,相比传统书籍,电子书的制作与发行成本低得多,因此,电子书的版税应该提高才对。倘若传统出版社不能提高电子书版税,他们为何不选择出价更高的公司呢?在这种情况下,简·弗里曼的“开放之路”开出高达50%的作者版税,同时配以视频等各种形式的网络推广手段,自然极具诱惑力。

    不仅是像威廉·斯泰伦这样影响力已在下降的已故作家,更让出版界紧张的是像《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作者史蒂芬·柯维这样的超级畅销书作家,也舍出版社而去。最近,亚马逊宣布,史蒂芬·柯维已将他畅销二十年的《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电子版权,从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拿出,直接签给亚马逊独家在Kindle上销售。

    控制数百位全球现当代重要作家版权的美国重量级文学经纪人安德鲁·怀利说的话意味深长:“出版社如果不认真讨论这个问题,就可能面临完全被排除在电子书版权之外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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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篇文章写了近来美国出版界震动比较大的事情。谈几点感想。一,形势比人强,传统出版社很有可能会被迫提高电子书的版税。二,兰登书屋集团的CEO马库斯·多尔可能是个独来独往的德国佬,在这种影响全行业的事情处理上,居然不是联合其他出版集团共同向文学经纪公司施压,而是率先挑衅。挺蠢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贝塔斯曼可以退出兰登书屋,还他们以“清白”之身。三,电子书的游戏规则尚在逐渐成型中。作者、文学经纪公司、出版社、电子书销售发行商之间的这次利益博弈,必将会电子书今后的发展格局,包括google的数字图书馆项目产生影响。四,在中国,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作者,对自身拥有哪些权利,对国外的电子书、数字图书馆谈判到底在谈些什么,认识还是不足的。所以会出现文字著作权协会这样一个机构居然俨然成了全中国的代表,冲在前面跟google谈判的局面。中国作家协会哪里去了?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乃至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哪里去了?至少名义上讲,中国作协和版协,是维护为数众多的作家和官方出版社利益的官方机构。

  • 2009-12-18

    穆勒还是米勒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时候,各路媒体上,Herta Müller的译名缪勒有之,穆勒有之。都没错吧,西德那个球星穆勒(Hansi Müller)也是这个姓,一百多年前主编《东方圣书》(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的那个德国人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不也是这个姓吗?

    突然有一天看到一位专职通过英文编译外国文学、出版报道的记者朋友(也许叫编辑更恰当),在报纸上说:

    先从名字说起吧。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姓应该译“米勒”,而非“穆勒”或“缪勒”,因为其德语正式拼写是“Müller”(有时可转写为Mueller),而不是“Muller”。德语变元音“ü”的发音,类似汉语拼音里的“ü”,只是音程稍短。

    俨然是精通德文的行家。但我可就糊涂了。即便按照ü的发音,最近的是缪,其次是穆,哪里搭得上米?后来在法兰克福问文汇报驻德国记者吴筠同学。他说这个姓,德文界都是译成穆勒或者缪勒,完全没问题。

    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报纸上叫她赫塔·米勒的越来越多,大有将错就错之势。最近的南方周末上关于诺贝尔奖颁奖礼的报道、文章,也都叫米勒。

    德文界的人都哪儿去了?怎么没人说说?

  • 在家休息两周,读完《布鲁克林》却只用了一天时间。不由想起差不多一个月前作者托宾在上海时自己谈起这部作品的种种。还是接着写(2)吧,让无机客兄弟久等了。

    11月8日是星期天,事先说好,这天是自由活动时间,除了下午要去M-on-the-Bund做朗读活动。原本有个老外自告奋勇说要当向导,要带托宾作一所谓historical tour of Shanghai。我事先在信里跟托宾说,也好,没准还是你们西方同类比我更了解你对什么样的上海感兴趣。没想到事到临头,那老外放了鸽子。于是还是由我自己带他走走吧。去哪儿呢?杨浦的犹太难民纪念馆?虹口的鲁迅纪念馆?不过一见面,他自己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Moganshan Road。不知是什么朋友推荐他去莫干山路的M50看看。我算松了一口气。出租车司机居然不认路,不知道是否故意。我看他大致方向没错,也就没吭声,看他怎么开。开到中途靠在路边看地图。托宾又跟我开玩笑:“全世界的城市里,最不认路的就是出租车司机。伦敦的出租车也这样!”

    开到昌化路苏州河边,我们下了车,带他走一段也好,顺便简单跟他说说苏州河边这些老厂房、老仓库如今被改造成画廊、艺术空间的情况。拐了弯,一看到画廊他就眉开眼笑。我说这是99号,还没到M50呢。他说管它呢,咱们就从99号看起吧。99号的主人是位台湾艺术家。他的作品大都从草书中获取灵感。看得出来,托宾挺喜欢抽象艺术。隔壁一家画廊卖的都是当代波普。他瞧了一眼就掉头就走。再过去一家吸引了他。有几幅黄苗子的版画。往里面走,上楼,他兴奋起来。因为他一眼就看到了吴冠中的版画。当然,他并不知道吴冠中。这家画廊代理不少吴冠中的版画作品。他站在一幅大尺寸的版画前狂看,一边口吐那个四字单词,喃喃自语,喜欢得要死。问我这画多少钱。一看标价,近10万元。他颇为郁闷,转去看别的画,每一幅吴冠中的版画,他都喜欢。转了一大圈,我找出一本catalogue,上面有吴冠中先生的英文简介。他看着吴的照片:“嗨,你看他长得像不像佛?”后来他发现有几幅小尺寸、复制量大一些的,价格不错。我说吴冠中的画在市场上赝品较多。他说要不问问这里,这是不是赝品?我说:“这……”他一拍我肩膀,哈哈大笑:“开玩笑,别当真。”他没有当场决定,先去M50再说。

    走进M50,他兴奋像个孩子。有个姑娘穿着婚纱,摄影师在给她拍照。托宾停下来看看,冲姑娘笑笑。在一家家画廊走进走出。走到一拐角处,墙上贴着一张大海报,是周海婴的摄影展《朝影夕拾:周海婴镜头下的老上海》,用的是这张照片。我想起托宾去北京还要出席企鹅中国举办的《鲁迅小说全集》英文版首发式,便跟他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儿子的摄影展。他一看海报便说:这又展览吗?你带我去。

    跑进旁边的爱普生影艺坊。展厅里没有什么人。他又兴奋地喃喃自语。“快看快看!”他叫我过去。是下面这张照片。这些亮光光的男人身体让他眉开眼笑,没想到1950年的上海这么新潮。我们知道,托宾是公开的“同志”。

     

     临走,他买了一本摄影展的catalogue。

    中午12点了。由于还要去上海博物馆,我便催他走。他说我们再去刚才卖吴冠中版画的画廊去一下吧。我们便直奔那里,一进门就往二楼跑。画廊的一位小姐很聪明,见我们第二次来,知道要买画,马上跟了上来。最后挑了两幅尺寸小的版画。我问他打算把画放在哪里?他说会放在爱尔兰老家海边别墅里。那里面对着大海,他每年总会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安静写作。绘画常常给他以写作的灵感,能让他想象的场景具体化。他在美国版Esquire写一个专栏,主题就是艺术。 

    开开心心往外走,路上他突然一拍我,“看那个司机,他在看书!”马路对面停着一辆大巴,司机正坐在车门下的地上晒着太阳低头看书。“快看,他在笑!”我不得不佩服托宾敏锐的观察力。

    晚餐时,他拿出这本catalogue给许多外国朋友看。他尤其喜欢封面上那张照片(上面第一张)。后来,他给我写信说,在北京见到了周海婴,问他买了这张照片。也许他会在《伦敦书评》上写一篇文章。

  • 2009-11-18

    纽约宅男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9年11月15日号

       一份旧报纸,一件旧衣服,一本读过的书……你面对这些琐碎物什的时候,常常会想,先存着吧,兴许日后还会派用场。小心,这种心理也许会变成一种强迫症。

        1947年3月21日,纽约第122警察分局接到市民匿名来电,称第五大道上的一套褐石公寓里有人死了。很快,一名巡警被派往现场。门锁着,没有门铃,地下室的窗子也封着铁栅栏。巡警怎么也打不开门,却分明闻到屋里传出的臭味。警局调来七人消防小队,破门而入,眼前的场景令人瞠目结舌:客厅里旧报纸从下到上堆成了墙,折叠床、沙发、残缺的缝纫机、酒榨机……各种东西塞满了整套公寓,令人几乎寸步难行。一位巡警爬上二楼的卧室砸开窗户,在垃圾堆里搜了两个小时,才发现一具尸体。

        这套位于哈莱姆区的三层公寓里住着一对极为古怪的“宅男”科里尔兄弟。哥哥叫霍默,弟弟叫兰利。两人在当地其实早已小有名气。自1919年他们的父亲离家出走后,当时二十多岁、已经都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兄弟俩就一直住在这里,父母亲于二十年代相继去世,他们继承了遗产,根本没有外出工作的动力。二三十年代,哈莱姆区从昔日的富人区逐渐沦为黑人聚居的贫民区。很多盗贼听闻他们家中藏有各种财宝,纷纷打主意。于是,科里尔兄弟愈发封闭,他们安装铁栅栏,设置防盗陷阱。因为拒付各种账单,1939年,他们被切断水、电、煤气供应,电话也不通了。学工程、爱发明的兰利一度拆下福特汽车的引擎,试图改装成发电机。霍默因为风湿病而无法走路,视力也逐渐衰退直至于盲,食物和水便由兰利负责每天晚上偷偷外出搜罗。在外面看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兰利便搬回家。

        如此与世隔绝,自然会不断与外界冲突。1938年,有个房产经纪人出于好奇窥探他们,遭到他们的咆哮。此事见诸报端,传言他们坐拥大笔钞票,在家中守财。1942年,银行因为他们拖欠房贷而准备收回房产,派工人前去清场。被逼到家门口的兰利二话不说,拿出一张6700美元的支票(相当于现在九万多美元)。

        1947年发现的第一具尸体,是哥哥霍默的,死因是营养不良、脱水加心脏停搏。可弟弟兰利的尸体,起初怎么也找不到,因为房子里的东西太多了!经过两个多星期的清理,工人终于在皮箱和报纸堆下面找到了兰利。兄弟俩在几十年时间里,孜孜不倦地保存了130吨东西!

        几十年来,科里尔兄弟成了心理学的“强迫性囤积症”(compulsive hoarding)患者的典型案例,并作为“极品怪人”,被写入小说、电影、电视剧、话剧。他们真的仅仅是怪人吗?他们的内心究竟如何?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古怪?

        1947年,纽约少年E .L .多克托罗也对这桩轰动全城的奇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六十多年后,已经成为大师级作家的多克托罗终于将这对同乡兄弟也写进了小说。今年9月《霍默和兰利》上市。

        “我是霍默,盲眼的弟弟。我的视力不是突然丧失的,而是像电影一般,有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多克托罗将现实中的兄弟俩年龄换了一下,从一个逐渐失明者的内心和视角去发展故事。在多克托罗看来,《霍默和兰利》是一部“公路小说———仿佛他们俩沿着公路旅行,冒险,虽然他们实际上一直待在家里。世界让他们不得安静——— 别人侵犯他们的隐私就像踏上公路一样平常。至于他们的囤积癖,我当他们是生活与时代的博物馆员,他们的房子就是我们生活的博物馆。……我把他们塑造成一对自绝于文明、把世界抛诸身后的兄弟。”

  • 7日晚上早早到了浦东机场。托宾将于19.10从伦敦转道香港到上海。飞机晚点近一小时。一直等到八点半左右,才见他缩着脖子推着行李车出来。其实他也没怎么缩着脖子,也不是因为冷,而是他脖子比较短:)

    前段时间约LILY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做一个托宾的电子邮件专访。她读了几本托宾的书,也看了一些托宾以往的采访,觉得“非常有趣,他直率幽默,与他作品沉静忧伤的风格,截然不同。”。从昨晚到现在,跟他混了一天,屡屡被他鬼头鬼脑的冷幽默笑翻。LILY说得一点没错。先随笔记一点,省得忘记。

    他住的酒店就在我们办公室对面。附近有家宠物医院,那是一幢二十几的高层建筑,其实医院只占下面两三层。大大的霓虹灯打着xx Pet Hospital,到了晚上开着灯特别醒目。坐出租车经过,托宾惊呼:“快看!宠物医院!天哪,这么大的宠物医院!”我说上面那么多层肯定是人住的。他却在那里奸笑:“Are you sure?”我还傻乎乎回答说“当然。”他喃喃自语:“我回去要告诉别人,上海有这么大的宠物医院,整幢高层建筑都是!”两天里坐车经过三四次,每次他都像小孩一样一惊一乍:“Pet Hospital!”

    昨晚到酒店已经9点多,附近的餐厅大多接近关门时间了,带他去田子坊觅食。路上经过便利店,他假装大惊小怪:oh, supermarket! 旁边有个药房,我顺嘴说drugstore,他马上又一脸坏笑:“drug!” 走进田子坊,他更兴奋了:“哇,这地方很trendy,我们现在也很trendy哦!”我琢磨半天,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在自嘲呢,还是真兴奋。

    今天上午到了酒店,他已经等在大堂跃跃欲试准备出发。拿出今天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给他看封面上他的肖像画,他哈哈大笑,手指画上的皮鞋抗议:“我可从来不穿这样的鞋子!”

     

     

     

  • 以前写文章的时候引用过FSG出版社的这句名言。今天重申是因为最近签了我所喜欢的三位美国作家新作。一是E.L.多克托罗的三部作品,其中包括他今年9月刚出的小说Homer and Langley,关于这本书,我刚给《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的专栏写了篇小文章,过一阵子贴出来。自前两年出版《大进军》并找来他的代表作《Ragtime》读了之后,我确信Doctorow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国内的影响应该是被低估了。

    二是菲利普·罗斯包括去年的Indignation和上周刚出版的The Humbling在内的三部作品。这样加上之前的6部作品,我们的罗斯作品系列将达到9部。

    三是保罗·奥斯特明年才出版的长篇小说Sunset Park。这样加上已经出版的《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密室中的旅行》和接下来要出版的Hand to Mouth,Man in the Dark, Invisible,以及计划出新版的《神谕之夜》,保罗·奥斯特作品系列也将达到7部。

    每年到了10月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时候,国内的出版社总是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书抢得人仰马翻。据说今年的赫塔·穆勒有二十多家国内出版社、出版公司争夺。可她获奖之前,谁会想到去出她的作品呢?仓促报价之下,谁是真心出于了解这个作家、喜爱她的作品而要出版的么?老牌出版社是为了巩固在德语文学以及外国文学出版上的优势,新的民营公司是为了闹出点动静,高调介入外国文学出版。外国文学作品争夺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太有趣了。

  • 科尔姆·托宾首度中国之行公开活动安排:

     

    118日星期日,下午4

    作家座谈会:Colm Tóibín ~《布鲁克林》

    地点:米氏西餐厅6F魅力酒吧, 上海广东路20号7楼,近外滩中山东一路

    餐厅收费:RMB 65元,含一杯饮料

      

    11月9日星期一,下午3:14-4:45

    作家演讲:The Origins of A Novel

    主持: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谈峥教授

    地点:上海杨浦区 复旦大学文科楼二楼述行实验室

    对外开放,免费

      

    11月10日星期二,下午7:00

    作家座谈会:Colm Tóibín ~《布鲁克林》

    地点:“北京老书虫” Bookworm, 北京朝阳区三里屯南街4号楼

    餐厅收费不详

    11月11日星期三, 下午4:00—5:30

    作家演讲:The Origins of A Novel

    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楼115房间(第一会议室)

    免费(座位有限,请多包涵)

  •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10月18日号

        1977年,一心追求文学梦的25岁的土耳其青年帕慕克,放弃学了三年的建筑专业,把自己关在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公寓里,埋头写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他没有同龄的土耳其作家朋友,对未来充满焦虑。就在他苦苦探索写作技艺、困惑于“我现在究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之时,他读到1956年的一期《巴黎评论》上威廉·福克纳的长篇访谈。福克纳回答“如何成为严肃小说家”的提问时说:

        “99%的才华……99%的纪律……99%的努力。对自己的成果永不满意。永远可以写得更好。永远对自己有超水平发挥的梦想和要求。不要只求胜过同辈与前人。要努力超越自我。群魔的追逐造就艺术家。他既不知群魔为何选择他,也因为忙于工作而无暇考虑。只要完成作品,他可以完全抛开道德,不惜去抢、去借、去讨、去偷……作家唯一该做的就是对艺术负责。”

        一席话如醍醐灌顶,令帕慕克顿觉仿佛“无意间发现了一部圣书”。他设法搞来《巴黎评论》所有结集出版的作家访谈录。每当写不下去的时候,他都会本能地站起身,一边抽烟,一边重读福克纳、纳博科夫、多斯·帕索斯、海明威、厄普代克们的访谈,重拾写作的信心。

        有多少像帕穆克这样曾经彷徨、孤独的文学青年,因为受了《巴黎评论》上那一篇篇作家访谈的鼓舞、抚慰、启发,坚定了写作的信念?自1953年创刊号中的E .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为题,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多篇,囊括了20世纪下半叶至今大多数世界文坛最重要的作家,成为这份文学杂志的招牌,也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访谈者从准备到采访,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访谈也不是为了配合作家某本新书出版而带上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如何克服困难,文坛秘辛……这些访谈妙趣横生的内容、重要的文献价值,以及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也成为一个传奇。譬如格雷厄姆·格林的访谈就差点夭折,因为访谈者前一晚宿醉未醒,走到格林家门口就狂吐一通。有人说,这些访谈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话说回来,《巴黎评论》虽名为“巴黎”,内容与法国关系不大。1953年,一群旅居巴黎的美国文艺青年哈罗德·休姆斯(H aroldL . H um es)、彼得·马修森(Peter M atthiessen)、乔治·普林姆顿(G eorge Plim pton)等人在巴黎创办了一份刊登小说、诗歌为主的英语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最初,编辑部设在法国出版社“圆桌出版社”的一个小办公室内,然而他们没有出版社的钥匙,谁要是编稿子加班晚了,就得爬窗:手抓着窗沿,身子腾空,然后跳下去。当然,这样跳下去,被巡逻的警察看见自然会视为夜贼。这样的杂志自然赚不了什么钱。编辑部会议经常在游船、咖啡馆这些“不靠谱”的地方流浪。1973年,《巴黎评论》编辑部从巴黎迁到纽约。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巴黎评论》就分主题,如“写作中的拉美作家”、“写作中的女作家”,出版访谈录单行本,近30年来,这些作品又数度再版。自2006年开始,英国Picador出版社又重新编选,每年推出一辑作家访谈录。正是这套书,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经过数个月的商谈,《巴黎评论》终于同意由我们自行从300多篇访谈中,挑选近50位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作家访谈,从明年年初开始陆续出版三卷。看到这些访谈曾对帕慕克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不免令我对这套书充满期待。

  • 2009-10-01

    托宾要来了

    记得去年年末总结08年自己所出版的书中,我罗列了6本我个人最喜爱的书:袁筱一《文字·传奇》、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巴斯克斯·蒙塔尔万《南方的海》、内米洛夫斯基《契诃夫的一生》、塞林格《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还有一本科尔姆·托宾的《大师》。

    现年54岁的托宾是当代英语文坛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两部长篇小说《黑水灯塔船》(1998)和《大师》(2006)都曾入围布克奖shortlist,今年的小说《布鲁克林》则止步于longlist。但文学不是体育竞赛,获奖与否未必与作品质量划等号。中文版《大师》去年7月出版,反响不错。好像是今年年初吧。版代发来消息说,作者今年有新的长篇小说《布鲁克林》要出版,可是已经有另外一家出版社对此书感兴趣,想买版权。因我们有优先权,得问我们的意见。我大感惊讶,因《布鲁克林》尚处于书稿阶段,而《大师》写的是亨利·詹姆斯的一段人生片断,虽然反响不错,首印库存接近于无,但毕竟还是比较小众的文学作品。什么编辑会对托宾这么感兴趣,还没看书稿就想买版权呢?

    托宾这么好的作家,我们当然不会轻易让他的作品落到其他出版社手中。赶紧读完《布鲁克林》书稿,对作品有了了解,心里有底,赶紧签下,仍请《大师》的译者柏栎小姐继续翻译。

     

    《布鲁克林》英国版、美国版

    几个月前,企鹅中国公司告诉我们,由于托宾也是企鹅的作者,他们计划在11月趁托宾到香港担任亚洲布克奖评委的机会,请他顺便到北京、上海访问,而我们既然是托宾的中国出版方,可以一起合作搞些活动。

    最近这段时间一边编书,一边就和企鹅一起商讨行程安排。11月7日-10日,托宾在上海;10日-13日在北京。令我们高兴的是,作家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的两场演讲,已经初步敲定。喜欢托宾、喜欢《大师》,想见到他的同学,请在下面留言,以及注意我近期的通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