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几个月前博客大巴遭“整顿”以后,大巴自我审查的功能大增。前一阵我在介绍《海上大教堂》的时候写到巴塞罗那城市暴-动。后面这两个字居然也成了敏感词。昨天我写了一篇关于《加斯东·伽利玛》的小文章,怎么也传不上去,状态被博客大巴系统自动锁住了。上次还会跳出窗口提示有敏感词,这回就直接加锁了。可是我看来看去看不出敏感词是哪个。谁能告诉我,这篇东西的敏感词在哪儿?

    http://www.douban.com/note/64344136/

  • 前两天写腰封,其实是为了今天的这篇铺垫。只是前两天写得累了,就先贴了出来,没想到还挺热闹的。可见是挠到了许多读书人的痒处。

    豆瓣上“恨腰封”小组那么多人,其实大家恨的,是腰封上乃至封面封底上,出版商夸大其词或者胡说八道得令人反感的雷人句子。好友李湃曾在南都写专栏“贵圈真乱”,有一篇文章《出版那些范儿》,调侃了几家著名出版社、出版公司行销风格,其中他还提到了他的老东家:“如果一本新书,腰封大写多少人读了掉眼泪,那很有可能是‘新经典文化’的书。多少年以来,‘新经典’始终坚持腰封三板斧:第一,排行榜上彪炳战绩;第二,某某名人鼎力推荐;第三,强有力的数字支持,或者销量,或者读者人数。最响亮的口号有:感动一亿亚洲人……全球三千万张迷翘首以待……”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新经典去年出版的一本书,腰封上是这样写的:

    一部最好读的诺贝尔奖杰作
    一部让女人找到女人感觉的杰作
    被《纽约时报》誉为《百年孤独》之后最好的小说

    这是什么书?是多丽丝·莱辛1973年出版的小说《天黑前的夏天》(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要知道,多丽丝·莱辛是200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哦。况且,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讲给作家整体的文学成就,哪有什么“诺贝尔奖杰作”?《百年孤独》是1967年出版的,即便是New York Times的书评人John Leonard在1973年的书评中写了“《天黑前的夏天》是《百年孤独》之后最好的小说”这样一句恭维话,时间也已经过去近40年了。这几句腰封广告语剥离了具体语境,再将之突出放大放在当代,这不是欺骗读者的扯淡么?

    今天要在这篇博客里介绍一个法国出版商做的腰封,颇具无厘头色彩,令人笑翻。是我在《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中看来的。

    1919年,普鲁斯特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我在这里按照周克希先生的译名,书中胡小跃译为《追忆似水年华》、“在少-女们身旁”)。虽然销售和口碑都不错,但离加斯东·伽利玛和普鲁斯特的期望值还差得远,只有获得龚古尔奖才能让这本又长又难懂的书走进普通读者当中。七十五岁的老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就不愿意读《在少-女花影下》,叹息道:“生命过于短暂而普鲁斯特太长了……”

    普鲁斯特作了周密的安排。从九月初开始,他就告诉一些朋友,他是今年龚古尔奖候选人之一。他经常去饭店吃饭,利用最好的朋友和最亲密的关系对龚古尔奖10个评委施加影响。

    十二月十日,龚古尔学院根据传统在特鲁昂饭店吃午饭,并宣布普鲁斯特得奖,但只比他的对手罗兰·多热莱斯多两票。多热莱斯的《木十字架》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由阿尔班·米歇尔出版。

    《在少-女花影下》几天就卖光了。获奖宣布过去十多天后,伽利玛想尽办法,总算供上了货。书上包了腰封,上面写着“龚古尔奖”。这在伽利玛出版社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然而在评奖中败北的阿尔班·米歇尔脑子转得很快,他给多热莱斯的《木十字架》也做了同样的“龚古尔奖”腰封,上面加了一行小字“十票得了四票”。伽利玛一度想起诉阿尔班·米歇尔抄袭创意,但后来放弃了,觉得起诉跟做那个腰封同样都不光彩。

  • 最近听出版社抱怨,希望我们尽量少做腰封——主要倒不是因为读者投诉,而是带腰封的书如果不塑封,腰封很容易弄脏破损,而书店往往就将腰封破损的书当成次新书退给出版社,这些书一般来说就发不出去了,堆在仓库里招人嫌,白白造成损失。

    记得书市上腰封泛滥的问题颇引起媒体、读者的广泛关注。我也曾凑热闹写了一篇。然而平心而论,许多新书,如果编辑不想把封面封底塞的太满,就只好尽可能在腰封上突出卖点吆喝几声了,不然书店不重视,普通读者不关注,新书这么多,也许上架没几天就不见了。

    所以从环保的角度考虑,建议类似豆瓣“恨腰封”小组成员之类对腰封深恶痛绝的朋友,买书的时候要么把腰封折起来当书签,要么买了书以后把腰封扔掉,总之,这类朋友买书的时候最好把腰封有破损的书先买走。这样大家都开心。

  • 自从法文系科班出生的何家炜兄加盟以后,压在我手里不见天日的一些法文书终于得到了解放。《加斯东·伽利玛》出版了,两年前买了版权的雷诺多奖获奖作品《上学的烦恼》(Chagrin d'école),也终于出来了。

    前年去蒙特利尔蓝色都市文学节的时候,恰好当年的文学节大奖颁给了这本书的作者达尼埃尔·佩纳克(Daniel Pennac)。所以我有幸在文学节开幕仪式上,见到了来领奖的佩纳克。佩纳克不会讲英文,所以我跟他说话还得通过翻译。现在都忘了当时跟他说什么,毕竟当时还没看过书的内容,也说不出什么东西。

    上周五终于拿到了《上学的烦恼》样书。在外面吃晚饭的时候读了起来。读了几页,一口饭差点笑喷出来!

    达尼埃尔·佩纳克是个早产儿,小时候就被视为笨蛋,上学只会调皮捣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差生。妈妈一辈子对这个小儿子忧心忡忡,哪怕他成年后当上中学教师,出书、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上电视做节目,“不管我的职业生涯多么稳定,不管我的文学创作如何得到承认,她听别人说我什么,或者在报纸上读到什么,都不足以让她完全放心……在她内心深处,依然隐藏着那个坏学生让她产生的忧虑。”

    这种忧虑是如此根深蒂固,乃至于当六十多岁的达尼埃尔来看望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临走时,“妈妈将手放到我的手上,又问道:

          “你在巴黎真有一套房子?”

    总之,在这本《上学的烦恼》中,当了二十多年教师的佩纳克,回过头来看看童年自己这个混世魔王,更有一番心得。

    在这里抄一段令我差点笑喷的文字:

    中学会考那年,一天下午,父亲给我上一堂三角课,我的房间就当教室,家里的狗不声不响,睡在我们身后的床上。父亲注意到了,就吆喝它走开:

    “狗,出去,到你的椅子上去!”

    五分钟过后,狗又趴在床上了。它跑出去一趟,倒是特意叼来它的旧椅垫,这回睡到垫子上了。当然了,大家一致赞扬,而且夸得有道理:一个动物,还能把一道禁令同清洁的概念联系起来,从而得出结论,它若想陪伴主人,就必须铺好床。致敬,显而易见,这是不折不扣的推理!不分年龄段,这事成为全家谈论的话题。我本人也从中受到了教育,甚至家里的狗,都比我理解得快。还记得当时我对着狗耳朵悄悄说了一句:

    “狗屁精,明天你去上学吧。”

     

  • 上個周末,在外灘M-on-the-Bund主持上海國際文學節上澳大利亞女作家Alexis Wright的談話活動。由於她的澳洲出版人Ivor沒有來上海,我作爲Alexis的編輯,只能硬起頭皮上,以採訪對話的方式,讓Alexis Wright談她的小說Carpentaria和她的創作。

    在樓梯口,我們看到一塊牌子,上面寫著原定於37日下午的澳大利亞作家Robert Dessaix的活動因故取消。Alexis Wright大爲吃驚:“他怎麽沒來?一定發生了什麽事情。”她說Robert Dessaix在澳大利亞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從去年開始,澳大利亞使館組織一批澳洲作家、出版人在三四月份到中國來訪問,舉行“澳大利亞作家周”和“中澳出版論壇”活動。這些活動又恰好與上海國際文學節和北京書蟲國際文學節差不多同期,因此,幾項活動彼此交叉舉行,很是熱鬧。Robert Dessaix就是今年的“澳洲作家周”的作家代表之一。

    今天早上看東方早報,才知道他爲什麽沒能來:“澳大利亞作家HIV陽性 中國依現有規定拒其入境”。爲此,澳大利亞作家協會發表由近100位作家的聯名信(包括庫切、托馬斯·肯尼利等人),批評中國有關部門處理不當,要向Robert Dessaix道歉。

    昨天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對這個問題表態說:中國關於包括艾滋病毒攜帶者在內的傳染病患者入境方面有明確的法律規定,都是公開的。中國有關部門也正是本著這樣的規定處理外國人入境申請的,請澳大利亞方面及作家本人能夠理解。

    原來中國是有規定不許艾滋病毒攜帶者進入中國的。秦剛的話似乎挺有道理的。可是細細琢磨又不像那麽回事。Robert DessaixHIV陽性是怎麽發現的呢?據《悉尼先驅晨報》報道:

    Dessaix, who has never been to China, put in his visa application four weeks ago. The guidelines for the application stated that HIV status had no prejudicial bearing. In good faith, he declared it.

    也就是說,Dessaix按照簽證申請指南老老實實地說明了自己的健康狀況,結果給自己帶來了麻煩。

    看到這裏,我不禁好奇:世界上有多少國家是禁止艾滋病攜帶者入境的?既然中國禁止一切艾滋病毒攜帶者入境,中國的艾滋病毒攜帶者出境如果不受限制,這豈不是一種不對等的關係?

    剛才搜了一下,發現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中文網站上對這個問題有非常詳細的介紹。在20093《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入境、駐留和居住的限制——您應瞭解的10個事實》開頭第一段就是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一段話:“在《世界人權宣言》頒佈六十年後的今天,令人震驚的是高危人群依然遭受著歧視,例如艾滋病病毒攜帶者仍然面臨汙名。歧視不僅導致艾滋病變得更爲隱秘,在暗地裏傳播,而且還構成了對human rights的冒犯……我呼籲修改那些加劇汙名和歧視的法律——包括限制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旅行的法律。”這篇報告介紹說,全世界還有八個國家僅僅由於攜帶艾滋病病毒而禁止所有病毒攜帶者入境。哪八個國家呢?汶萊、中國、阿曼、卡塔爾、蘇丹、阿聯酋、美國和也門。有五個國家和地區要求駐留時間超過一定天數(10天到90天不等)的入境申請者提供HIV陰性證明:埃及、伊拉克、新加坡、突尼斯、特科斯和凱克斯群島。還有27個國家和地區一旦發現外國HIV攜帶者就會立即驅逐出境,我在這裏就不一一列出了,當然,中國也在其中。

    不過,今年14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法令,解除了美國長達23年的禁止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入境的限制。

    在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2009615日發佈的《艾滋病相關旅行限制國際特別工作組報告》中還提到,中國於200710月承諾消除針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入境、駐留和居住的限制。看來,這個承諾至今尚未兌現。

     

  • 中国没有新闻法,没有出版法,与广大写作者最相关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昨天看到《东方早报》头版上大标题“全国人大通过国防动员法、著作权法修正案”。赶紧翻开看,里面却没什么具体内容。刚才上网一查,修改后的新著作权法出来了。具体修改有两条。

    原著作权法第四条:依法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
    新著作权法第四条: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国家对作品的出版、传播依法进行监督管理。

    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六条:“以著作权出质的,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向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

    什么是著作权出质呢?就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依法将其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将该财产权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以该财产权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权的价款优先受偿。

    建议大家多多研读《著作权法》及《著作权法实施条例》。

    2010年修改后的《著作权法》: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26/content_13058016.htm
    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http://www.sipo.gov.cn/sipo2008/zcfg/flfg/bq/fljxzfg/200804/t20080403_369367.html

     

  • 四五年前在北京订货会,和胡小跃兄在一起聊天时谈起规划“出版人书系”。他很赞赏这个想法,自告奋勇说,他来帮我搞两本法国出版人的传记。首先就是他相熟的法国《读书》杂志前主编皮埃尔·阿苏里写的伽利玛出版社创始人传记《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还有他曾经实习的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创始人传记《阿尔班·米歇尔:一个出版人的传奇》。

    他肯帮忙联络版权并翻译这两本书,我自然求之不得。可以说他是翻译这两本书的不二人选,因为他既是熟悉法国文学的翻译家,又是出版业内人士。

    联络《加斯东·伽利玛》的版权却出乎意料得费劲。小跃兄在译后记中写道:

    有了那么多便利条件,我原以为拿到版权会轻而易举,谁知却一波三折,费尽周折。这本书是巴朗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所以先跟他们联系,但我的去信如石沉大海,久无回音,只好找瑟伊出版社,因为他们在一九八五年也出过一个版本。“瑟伊”是老熟人,他们很快就答复了,说核查之后发现版权并不在他们手里,不知转给谁了,最好还是咨询伽利玛出版社。但伽利玛出版社也一反常态,久久没有回答,在我一再追问下,他们才说,作者收回版权了,要我直接与阿苏里联系。此时的阿苏里,已经明智地辞去《读书》主编一职,专心在家写作,并聘请了经纪人,所以无法再像过去那样能轻易找到他。尽管伽利玛出版社给了我他的经纪人的联系方式,但经纪人简单回了一封信之后也“失踪”了,不再露面,让我百思不解。直到几个月后,伽利玛版权部的安娜才喜滋滋地来邮件告诉我,说这本书的版权刚刚回到伽利玛出版社,现在跟她谈就可以了。还说,真不好意思,让您兜了那么大一个圈。之后,便顺风顺水了。二零零六年春,我去了伽利玛出版社,直接跟他们谈妥条件,带回了合同。这时,已经大半年过去了。

    《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译稿交稿已经挺长时间,去年小跃兄移居加拿大,临行前还将《阿尔班·米歇尔》的译稿发给我。正好学法国文学出身的何家炜兄加盟我们公司,我赶紧将这两本宝贝交给他,由他编辑出书。所以,在书出版之前,我还没读过《加斯东·伽利玛》呢。

    这些天随身包里放着一本《加斯东·伽利玛》,有空便翻看。

    这本书写得很扎实,也很生动有趣。我一边读,一边做些摘抄和笔记。

    富家子弟加斯东·伽利玛是被一群文人“拖下水”的。一九零八年底,以纪德、施伦贝戈尔为首的一小群文人想要有自己的阵地,《新法兰西杂志》(NRF)诞生了。NRF“没有老板,它从事的是自由职业,其任务是说出它认为是正确的话,勇敢地说出它对时代的思考和反对时代的思想。我只想把平庸的、枯燥的、虚伪的政治或干脆说就是政治赶出我们杂志……”

    杂志办了两年,影响扩大,规模也扩大了。于是由办杂志进而准备办出版社。不过纪德这帮人毕竟都是文人,毫无经营头脑。他们得找一只珍稀的鸟。“他必须……足够有钱,能给杂志的财务添砖加瓦;足够无私,能不计较短期利益;足够谨慎,能把此事办好;足够爱好文学,能质量第一回报第二;足够能干,能树立自己的威信;足够听话,能执行创始人其实是纪德的指示”。

    这个人就是加斯东·伽利玛。“尽管没有文化方面的专长,但他有一种嗅觉,能正确地判断作品的质量,直奔最好的东西,不是理性方面的原因,而是由于喜欢。”

    这一年他三十岁,就这样成了出版商。

    左图(《新法兰西杂志》诸君。左起:雅克·里维埃、让·施伦贝戈尔、罗杰·马丁·杜·加尔、安德烈·纪德)
    右图:青年加斯东·伽利玛

  • 2008年我在阿德莱德作家节见到保罗·奥斯特的时候,他即将出版新书《黑暗中的人》(Man in the Dark)。所以朗读会也好,回答问题也好,他谈的较多的是这本书。

    我们知道,保罗·奥斯特是一个坚定的反战者,在《布鲁克林的荒唐事》中,他已经痛骂过小布什。《黑暗中的人》中虚构了一场新世纪的美国内战,再次表达他对战争的厌恶。

    两年过去了,中文版《黑暗中的人》终于快编完,准备与中国读者见面了(4月上市)。

    正文前的献辞,保罗·奥斯特将这本书:

    献给大卫·格罗斯曼和他的妻子米歇尔

    他的儿子乔纳森和女儿露西

    并纪念尤里

    千万不要忽视这段文字。因为这是理解这本充满悲伤情绪的小说的一把钥匙。

    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是当代最重要的以色列作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他比保罗·奥斯特小五岁(1954年生),奥斯特却说:“David Grossman is the greatest man I've ever known.”

    奥斯特最后提及的尤里,是格罗斯曼的小儿子。2006年10月8日,大卫·格罗斯曼、阿摩司·奥兹和亚伯拉罕·耶霍舒亚这三位作家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以色列政府停止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二次以色列-黎巴嫩军事冲突。

    极为不幸的是,两天后,20岁的尤里作为一名以色列军人,在一辆坦克中被反坦克火箭击中阵亡。几个小时之后,第二次以色列-黎巴嫩军事冲突就结束了。

    当时,大卫·格罗斯曼已经快写完新的长篇小说《到大地尽头》(To the End of The Land)。这部自2003年5月开始动笔的小说,讲述的是犹太妇女奥拉的儿子上了战场。奥拉不堪担心受怕的折磨,离家与年轻时的爱人徒步穿越以色列。

    动笔写作时,格罗斯曼的长子乔纳森还有半年即将从军队退役,而小儿子则还有半年即将服役。格罗斯曼写这本书,内心充满慈父的爱,希望它能保护这些年轻人平安归来。

    一直到2008年,大卫·格罗斯曼才慢慢走出丧子的悲痛,改完《到大地尽头》,在以色列出版。

    去年,同事小秦辞职。他之前一直在洽谈《到大地尽头》的版权,于是转由我跟进。美国版《到大地尽头》将于今年9月由Knopf出版。希望我们的中文版也可以在那个时候出版。

    很高兴得知,在即将开幕的上海国际文学节(3月5日—21日)和北京老书虫国际文学节(3月6日—20日)上,大卫·格罗斯曼应这两个文学节组织者之邀,即将访问上海、北京两地(他还会去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主要活动如下:

    上海 3月6日 David Grossman 1pm
    Conflict, Confrontation and Drama: David Grossman on modern Israel
    M-on-The-Bund

    北京 3月10日 David Grossman –In Conversation 6:30pm
    One of Israel’s most important living writers, David Grossman is an activist for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 using his words as the sharpest and most political of tools. Jonathan Tel ( Arafat’s Elephant and The Beijing of Possibilities) explores Grossman’s fascinating career and achievements in this highlight of the festival programme.
    The Bookworm Sanlitun
    50 RMB

    顺便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文学节都是由上海和北京的外国人创办、组织的,每年春天举行。上海国际文学节的历史更久一些,有七八年了吧。而随着北京三立屯的老书虫书吧在成都、苏州开出分店,老书虫文学节也在向这两地扩张。虽然他们的目标群体主要还是在中国的外国人,但每年能将数十位世界各国作家请到中国来,也是一件壮举。关于文学节的运作机制,其实大有学问,值得学习。

    近年来中国的外国作家中,除了1月下旬来的Colum McCann和这里介绍的David Grossman,我们还有两位作者:澳大利亚女作家Alexis Wright(她是有一部分华人血统的澳洲原住民)和印度作家Amitav Ghosh。 

  • 早晨收到塞林格去世的消息,一呆。因为据说他认为自己可以活到140岁。这里贴出去年3月为《南都周刊》写的文章,我改一个标题,就当是对这位天才作家的纪念吧:

    文学隐士永远“归隐”

     

    彭伦

     

    “……接着他走过去在空着的那张单人床上坐下,看了看那个姑娘,把枪对准,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的太阳穴。

    1948131号的《纽约客》杂志发表了一个年轻人J.D.塞林格的短篇小说《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小说结尾的这句话令所有人发怔,从此,西摩为什么要自杀成了横在每个塞林格读者心头大大的问号。小说才华之高、悬念之强,令《纽约客》的主编哈罗德·罗斯马上决定与这个时年29岁的退伍老兵签下一纸合约,约定他今后所有的短篇小说,《纽约客》都有优先选择权。

    三年后的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空前的成功令塞林格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坛明星,然而更牵动他创作神经的,显然是西摩和他的弟弟妹妹们。《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的发表宣告了美国文学史上最动人的神童家族格拉斯七兄妹的到来。他们的父母是退休的杂耍演员,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爱尔兰人,家里七个孩子个个是天才,在不同时期都参加过一档家喻户晓的广播节目智慧之童。而老大西摩,更是十六岁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二十二岁即成为哥大教授。从五十年代起,塞林格在《纽约客》所发表的作品大部分与他们有关:《弗兰妮》(1955)、《抬高房梁,木匠们》(1955)、《祖伊》(1957)、《西摩:小传》(1959)、《哈普沃兹161924》(1965)。在这些篇章中,西摩、巴蒂、波波、维克、沃特、祖伊、弗兰妮这七个敏感、早慧的年轻人如羚羊挂角般依次出现。而此时的塞林格,早遁入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小镇山中小屋,不见外人。迷恋格拉斯家族的读者们只能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去揣测西摩自杀的原因、拼贴各自心目中格拉斯们的形象。

     

    我与塞林格的接触,也是从西摩·格拉斯开始的。2007年初,偶然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塞林格短篇小说集《九故事》版权即将到期。《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就是《九故事》中的第一篇。通过版权代理公司落实版权后,在签约的过程中却碰到一桩趣事,极能体现塞林格的个性。

    代理公司按照惯例起草合约后,就交我们签字,再寄给作者的经纪公司。过了一两个月,代理公司突然通知说,合约得重新签,因为作者做了点修改。我在惴惴不安中等来了修改后的合约,仔细瞧瞧老先生有什么修改。令我大松一口气的是,原本的条款并没有改动,只是加了几点要求。大意是说:中文版封面上,不得使用任何照片、绘图;全书不得有作者简介;不得有序言、后记之类原书没有的内容;不能在封底等位置引用其他人的评语;更有趣的是,封面上的书名必须放在作者名字上面,而且字号得比作者名字大。后来我们将《九故事》中文版封面通过他的经纪公司发给塞林格审阅,由于封面上使用了他的原笔签名,被要求删除重做。

    一些喜爱塞林格的朋友后来听我说起,居然都说:这才是塞林格!其实,塞林格提出这样的要求,是有前科的。和他笔下那些人物一样,塞林格本人也非常敏感。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沉迷禅宗、印度教的塞林格就对媒体的干扰和公众的好奇厌烦透了。《九故事》的英国版将其中最受欢迎的小说《为埃斯米而作》用作书名,还为埃斯米画了一幅画作封面,更是令他不快。于是他规定出版社在今后的书籍中不得再刊登他的照片,也不得为书中人物画肖像。再举一个例子。他在年轻尚未成名时,曾非常渴望自己的小说可以被拍成电影,这样可以有大笔收入。然而,好莱坞对他1943年的短篇小说《瓦里奥尼兄弟》在表示了兴趣后光打雷不下雨,最后不了了之,让他非常失望。1949年,好莱坞又将《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搬上银幕,改名《我愚蠢的心》,对情节大加改动,也遭到影评人猛烈抨击。从此以后,塞林格再也没有授权作品的电影版权。多年来,几代大制片人比利·怀尔德、哈维·维恩斯坦、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前仆后继想要拍《麦田里的守望者》,但都遭到塞林格的拒绝。

     

    开始编辑《九故事》时,因为对西摩自杀的巨大困惑,我开始搜索他的其他作品,希望能够从中找到答案,这才发现,原来塞林格只出版过四本书,除《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九故事》之外,就是关于格拉斯家族的《弗兰妮与祖伊》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而后面两本还从未被完整翻译出版过。抱着对格拉斯家族的浓厚兴趣,我们又签下了这两本书的版权。就这样,加上译林社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迄今的四部小说单行本终于可以在中国出完整了。

    在编辑《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的过程中,又有机会和塞林格间接接触。

    20083月初去澳大利亚参加阿德莱德作家节的时候,正在悉尼郊外Macquarie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的丁骏尚在被《西摩:小传》这个从未被翻译成中文的塞林格小说折磨着。活动结束后,我在悉尼逗留两天,跟丁骏和Allan & Urwin出版社版权经理Christen在悉尼市区走走。

    Christen也是塞林格迷,因而丁骏后来又和她见面,请教了一些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待我上个月终于读完《抬高房梁,木匠/西摩:小传》,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丁骏觉得《西摩:小传》这篇颇为晦涩,我颇为担心看不懂。但细细读完之后,我发现自己更加喜爱塞林格,以及他笔下的这些年轻人。小说以巴蒂回忆西摩的形式,滔滔不绝地、貌似东拉西扯地写了自杀的大哥西摩生前的种种,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情节,实际上内涵很丰富,联系《九故事》和《弗兰妮与祖伊》,可以解决过去的篇章中令人困惑的问题。譬如其中暗示是巴蒂写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九故事》里的最后一篇《特迪》等等。

    《西摩:小传》中写到西摩非常喜欢中国和日本古代诗歌。塞林格顺便卖弄了一下他对中日古代诗人的知识,提到了三个中国古人的名字:Lao Ti-kao, Tang Li, Ko-huang。今年早些时候,丁骏翻译到这个地方,就顿住了,不知这三人是谁。在网上也查不到。她去请教牛津的汉学家,也没问到答案。我们猜测,这些人名和相关知识,塞林格多半是从十八、十九世纪英美传教士或老汉学家根据粤语发音翻译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看来的。最后迫不得已,再写信给塞林格的经纪公司,托他们问问老头儿,这些人名是从哪儿看来的?过了几天,回信来了,说由于那是五十年前写的小说,塞老也记不得这几个人名的出处了,但是他对我们还费心思查核,颇受感动。

    这几个中国诗人,最终还是无法确定是谁,我只能以音译加注说明的方式处理,希望未来有博学者可以考证出。其实塞林格在书中可能留了线索,那就是巴蒂在脚注中说中国诗主要有宾纳(Witter Bynner)、翟林奈(Lionel Giles)两位学者的英译本。言下之意西摩可能就是读了他们的中国古诗英译本。

    相形之下,《抬高房梁,木匠们》情节性很强,讲巴蒂代表全家去纽约参加西摩的婚礼,不料婚礼当天,西摩不辞而别。巴蒂在去新娘家的汽车上认识了新娘的伴娘及其丈夫、新娘的舅妈,以及新娘的伯爷爷。路上遭遇军乐队游行,他带几个人去了许多年前他和西摩住的公寓休息,在那里发现了西摩的日记。这是一篇极为生动幽默的漫画式人物速写,然而因为这是在西摩自杀后巴蒂的倒叙回忆,字里行间又充满伤感。

     

    08年夏天,Christen来信说,有传言为了庆祝200911日塞林格的九十岁生日,那个数度说要出单行本而终于未出的《哈普沃思161924》,终于有望出版了,有amazon.com上挂出的预售信息和维基百科上最新的塞林格作品目录为证。我赶紧写信给塞林格的经纪公司。不久回信说,amazon.com挂的信息以及所有传言都是捕风捉影,不足为信。

    《哈普沃思161924》是塞林格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格拉斯家族系列小说。1965619日的《纽约客》以几乎整整一期的篇幅刊登了《哈普沃思161924》。小说开场,巴蒂收到妈妈寄来的挂号信,打开一看,里面是1924年七岁时的西摩在哈普沃思夏令营给家里写的一封长信。这封信构成了整篇小说的主要内容。然而,评论界和普通读者显然对塞林格从《祖伊》开始到《西摩:小传》乃至到《哈普沃思161924》越来越不注重情节、自言自语的倾向越来越不满,许多人写文章批评《哈普沃思161924》乃失败之作。而我们敏感的作家终于以不再发表作品来回应漫天的批评,正如他不再授权电影版权。

    正因为此,1965619日的《纽约客》这一期杂志成了一代又一代塞林格粉丝收藏的至宝。1997年,弗吉尼亚州的一家无名小出版社Orchises Press不知耍了什么花招宣布已经获得塞林格授权,将在当年出版《哈普沃思161924》精装版,一时引起轰动。但就在出版社向各地发货前,塞林格又改变了主意。出版社只得暂停出版计划。

    至此,我们所签的三本赛林格中短篇小说《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西摩:小传》已经全部出齐。我多希望可以继续出版他的作品,也和许许多多喜爱塞林格的读者一样,希望他真能如他根据自己的打坐修行方法而预测的那样,可以活到140岁。

  • 经过最近的“修理”,我发现blogbus也有了关键词过滤,也就是审查。前几天贴了一篇《巴塞罗那的大教堂》,提交的时候提示说里面有敏感词,需要他们审核后再发。审了两天再贴出来,我发现是小说介绍中有“城市baodong”,后面两个字被**取代了。刚才修改这篇稿子,更新的时候,它又被后台锁住了。所以重新贴一下。

     

    编完《海上大教堂》,我才发现前两年写的博客Cathedral中,把巴塞罗那的海上圣母大教堂和巴塞罗那大教堂这两座大教堂给搞混了。

    最初知道《海上大教堂》这本书,大概是在06、07年伦敦或者法兰克福书展上看到的一些相关报道,说以《风之影》《海上大教堂》等为代表的西班牙小说如何火爆。后来打听了一圈,得知贝塔斯曼中国公司买了小说的版权,也就偃旗息鼓,不去了解书的具体情况了。但是在市场上一直没见着书。08年贝塔斯曼撤出中国,我突然想起这档子事。既然贝塔斯曼没有出版,那版权自然回归作者了吧?一打听,果然如此。

    记得08年那次在巴塞罗那,和好朋友Gloria以及她的朋友吃饭,还有和我的作者、《风之影》的责任编辑艾米利·罗萨莱斯夫妇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都曾说起可以考虑出《海上大教堂》。罗萨莱斯的妻子贝娅还为此跟他有个小小的争执。因为罗萨莱斯说《风之影》在西班牙让大量普通人重新捧起书本阅读小说,其影响之大没有别的书能比。贝娅不以为然地说,那《海上大教堂》呢?罗萨莱斯坚持认为,《风之影》与《海上大教堂》是两码事……

    反正他们的推荐和争执激发了我对这本书和那座大教堂的兴趣,第二天就去看大教堂。在当时的博客中,我先找到的Esgielsia de Sta Maria del Mar,其实就是《海上大教堂》中所写的海上圣母大教堂(Santa Maria del Mar; Església de Santa Maria del Mar; St. Mary of the Sea)。

    海上圣母大教堂始建于1329年3月24日,建成于1383年11月3日。建造这座教堂的宗旨就是为穷苦百姓提供一个慰籍心灵的场所。所以“富人出钱,穷人出力”,许多穷人义务为建造大教堂出力,负责为港口卸货的搬运工行会“大力士公会”就承担了从蒙锥克山采石场搬运教堂建筑用石的重任。

    海上圣母大教堂建造的时候,统治巴塞罗那的君主是阿拉贡国王阿方索四世暨巴塞罗那伯爵阿方索三世。阿方索国王于1336年驾崩。他的长子佩德罗之前由于宫廷斗争,已经逃到阿拉贡王国,便在阿拉贡首都萨拉戈萨登基,直到三年后的1339年才造访巴塞罗那。从1336年登基到1387年驾崩,佩德罗国王与马约卡王国、热那亚、卡斯蒂利亚王国连年作战。

    就在海上圣母大教堂建造的同时,巴塞罗那教区大主教的座堂圣埃拉莉亚大教堂(Cathedral of Santa Eulalia),即巴塞罗那大教堂也在建造。教堂始建于1298年,一直到1448年才全部完工。

     

    圣埃拉莉亚是巴塞罗那城的守护神,于公元303年殉道,后人在她的殉道之地建起一座小教堂,叫做海沙圣母玛利亚教堂,因为教堂主要就是以巴塞罗那海滩上的细沙建造的。海上圣母大教堂就是在这座小教堂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

    1339年,佩德罗国王第一次造访巴塞罗那,便将圣埃拉莉亚的遗骨从海上圣母大教堂移至巴塞罗那大教堂。存放至今。

    上面这些事情,要么是《海上大教堂》中看来的,要么是为了搞清楚书中故事的背景而查来的。当然,小说的主角并不是海上圣母大教堂本身,而是讲述一个农奴之子亚诺的一生。亚诺从小跟随父亲逃到巴塞罗那,认识流浪儿卓安,结为兄弟。
      失去母亲的亚诺一直将海上大教堂中的圣母玛利亚当成自己的母亲一般叙述心事。在一场城市骚乱中,父亲横死街头。为谋生计,少年亚诺加入为建设海上大教堂搬运石块的大力士行列,卓安则被送入天主教学校。
      成年后的亚诺为逃避情债,征战疆场,成为军中勇士;卓安则变成天主教修士。历经饥荒、瘟疫,亚诺机缘巧合成为巴塞罗那城富甲一方的大人物,在王国战争中又立奇功,被国王封为贵族,却被迫娶国王养女为妻。在王国与教会、爱情与妒嫉、财富与仇恨的矛盾纠葛中,亚诺兄弟反目,痛失爱人,历尽磨难。
      海上大教堂历时六十年终于建成,亚诺的人生也完全与这座教堂的兴建合而为一,无论经历多少爱恨情仇,他都能在圣母的抚慰下找到心灵的归属……

    这本书篇幅长达五十多万字,为了节约时间,还是用了台湾圆神出版社已经出版的范湲女士的译本,只是将其中一些常见的人名、地名改成大陆习惯的译法,个别地方也参照英文版作了修订。正如范湲女士在译者序中所说:“这本书不是文学技巧奇炫醒目的天才之作。这本书只是很平实地述说了动人的故事,一如亲和包容的巴塞罗那海上圣母大教堂。”

    对这本书有兴趣的朋友可参与博客征文活动。具体参与办法如下:

    1。写信给我(penglun@yahoo.cn)报名,信中请留下具体的姓名和通讯地址以及自己的blog地址。

    2。我会选择20位左右报名者,寄赠一本样书试读。

    3。请收到书的朋友看完之后在各自的博客或豆瓣网上写评论,说好说坏都可以。

    以下链接是《海上大教堂》的部分章节连载。请有兴趣的读者先看看,感兴趣再报名。

    http://www.99read.com/community/ReadOnlineContent.aspx?id=17424&pid=609AA9AD-CC22-4015-9A7E-8E7B8CECA6D9

  • 过去在报社的时候,报社里每个月要做一个统计,统计每个记者的稿子被其他媒体转载的情况。转载的媒体还分三六九等呢。譬如被《新华文摘》这样的“权威杂志”转载,领导似乎就挺兴高采烈的。到了年终向上汇报成绩,稿子的被转载率,还是挺重要的考核标准。

    我那时就始终想不明白:怎么从来就没有一家文摘类报刊主动征求我本人或者我所在报社的许可,就拿去转载了呢?那些转载我稿子的报刊,有的还主动寄稿费(稿费多少还得他们看着给),有的只是寄一份样刊,有的什么都不寄,更有甚者,把我的稿子加上他们记者的名字就堂而皇之发了呢?

    问报社的老师,得到的解答是:我国报刊历来就可以不经作者许可直接拿已经发表过的文章转载,只要支付稿费就可以了。我问:那对方怎么知道稿费寄到哪里去?回答是:如果联系不上作者,可以把稿费寄到国家版权局指定的单位,即中国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

    可巧了。去年年初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不知道怎么查到我的电话,说是几年来我的一些文章被某些报刊转载,那些报刊都把稿费寄给他们了。现在他们正在清理,要把稿费转给我。既然给钱,当然要拿喽。于是我把邮寄地址留给他们。之后就一直没下文了。前两个星期收到一张汇款单,一共九百多块钱,汇款方是中华版权代理公司,于是想起去年的那个电话。上网一查,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直属事业单位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的网站上是这样介绍的: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CAC)成立于1988年,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一家综合性版权代理机构,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版权代理和版权社会服务机构。1998年,划归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管理。目前,公司已与俄罗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乌克兰、格鲁吉亚、巴西等国及我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多家版权机构、包括版权代理机构和出版公司建立了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经过20年的发展,公司已拥有一批精通英、俄、日、法、德、西班牙等语种、业务精湛、爱岗敬业的版权代理业务人员,形成了一整套科学、规范、有效的业务运作模式和经营管理模式,积累了丰富的作者、作品、使用者资源和大量的国内外出版、版权相关信息。在国内外版权界、出版界享有良好的声誉,为中国版权贸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正处在资产剥离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改制后,公司除了继续开展和提升原有业务,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外,将更专注于开发和提供与数字内容产业及新媒体业务相关的版权服务,包括面向互联网的版权费用结算平台、手机媒体的版权业务基础平台、版权数字登记平台的建设和运营等。

    我收到了900多块钱稿费,是不是应该向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表示感谢呢?感谢归感谢,疑问接着来了。我作为著作权人,什么时候授权这家公司(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表述,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是企业建制,2009年开始,中国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的职能已经划归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http://www.ccopyright.com.cn/cms/ArticleServlet?articleID=3827)代收我的转载稿费了呢?既然为我提供了服务,能否给我一个清单,列明哪个时间段,哪些报刊转载了我的哪些文章,支付了多少笔稿费?还要说明:有没有代理费?如果有,代理费是多少?如果不声不响打闷包,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寄给你一笔稿费,我怎么知道我总共有多少稿费在你那里?以后还会有稿费吗?全国上下那么多写作者,你们是怎样管理这么庞大的转载稿费的?(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上说累计已有2000多万元。)

    如果这些问题不说清楚,那么,这样的代理,跟许多文摘类报刊不经作者许可就擅自转载文章,不是同样的强盗逻辑吗?

    各位看官看到这里一定觉得这整个链条荒唐之极。但这既是现实,也是有法律依据的现状。这些年一直在跟版权书打交道,才发现这套游戏规则,说的偏激点:完全是建立在践踏作者著作权基础上的扯淡——还是用法律的名义保障的扯淡。

    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规定:

    第三十二条 著作权人向报社、期刊社投稿的,自稿件发出之日起十五日内未收到报社通知决定刊登的,或者自稿件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收到期刊社通知决定刊登的,可以将同一作品向其他报社、期刊社投稿。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吊诡之处就在这里。著作权法为《读者》之类的文摘报刊大开方便之门,然后国家又让政府部门下属的企业垄断转载稿费的收转业务。唯一的权利受侵犯者,就是这部法律要保护的著作权人本身。

    关于这一条款的问题,恰好在网上看到中国社科院刘白驹先生发表在《中国社科院学报》上的文章“报刊转载文章的著作权问题”,已经说得比较透彻了,我就不展开细说了。

    由这个问题,再联系到从网络到平面媒体,侵犯著作权的案例已经到了令人熟视无睹的程度。各位如果回想一下广大媒体和众多作家在讨伐google数字图书馆问题上气势汹汹的态度,就会觉得好笑了。

  • 2010-01-18

    小世界

    几年前我翻译并出版的《我与兰登书屋》,像接头暗号似的,不时让我结识到一些喜欢这本书的读者和同行。行走国外,有时还有意外之喜。

     去年法兰克福书展上,我结识了一位新朋友,美国出版界的风云人物司各特·莫耶斯(Scott Moyers)。说到他,我真得说久仰久仰了。司各特·莫耶斯在斯克瑞伯纳、道布尔戴、兰登书屋、企鹅等名牌大出版社都工作过,大名鼎鼎的《风之影》美国版、格林斯潘回忆录《动荡年代》,都是由他经手编辑出版。前两年,他辞去美国企鹅集团旗下的Penguin Press总编辑一职,投奔绰号“豺狼”的著名文学经纪人安德鲁·怀利,出任经纪公司二把手,引起业内轰动。

    司各特在兰登书屋工作多年,因为《我与兰登书屋》,我们聊起今日的兰登种种,司各特有些黯然:“如今的兰登书屋,已经物是人非了。”我们相约,来年一定在纽约相见畅谈。

    两个月前,司各特来信说,“昨晚在国家图书奖颁奖晚会上,我见到了我的老同事鲍勃·卢米斯,跟他说起你在中国出版了《我与兰登书屋》……”我差点跳了起来。

    在美国出版界,成就卓著、受人尊敬的文学编辑常常被称为“传奇编辑”(legendary editor)。在《我与兰登书屋》中出现过几次的鲍勃·卢米斯(Bob Loomis),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现年八十四岁,曾经与《我与兰登书屋》的作者贝内特·瑟夫共事二十年。《我与兰登书屋》里是这么写的:

     

     

    一九六零年六月,我们出版了威廉·斯泰伦的《烧了这幢房子》(Set This House on Fire)——兰登书屋的书目中又多了一部至今让我们骄傲的杰作。比尔(比尔是威廉的昵称)也是跟着海勒姆·海登来到兰登书屋的,他的第一本小说《在黑暗中躺下》就是海勒姆在鲍勃斯&梅瑞尔出版社出版的。《烧了这幢房子》并没有博得《在黑暗中躺下》那样的好评。它是有缺陷的,但仍不失为一本出色的书。当编辑跳槽时,他的作者经常会跟编辑到新的出版社去,所以海勒姆离开后比尔决定留在兰登书屋出书,令我们十分高兴。我和菲丽丝都很喜欢比尔和他的太太罗丝,我们时常来往。

     不过,比尔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有两位编辑,罗伯特·卢米斯(Robert Loomis)和贝尔莎·克兰茨——他俩都是海勒姆介绍来的优秀人才,而海勒姆本以为贝尔莎会随他去新的出版社。罗伯特和斯泰伦早在杜克大学读书时就是朋友,斯泰伦认为鲍勃·罗米斯是担任他责任编辑的合适人选——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对贝尔莎·克兰茨在《烧了这幢房子》中的编辑工作也非常满意。鲍勃属于那种沿袭老派传统非常勤奋的编辑,为各种虚构和非虚构作品的作者都提供过许多帮助,其中包括两位普利策奖得主:写《旭日》(The Rising Sun)的约翰·托兰(John Torand)和写《米莱村》(My Lei 4)的西摩·赫什(Saymour Hersh)。他还在编谢尔比·富特(Shelby Foote)那部即将完成的美国内战史里程碑式著作,还有杰尔兹·柯辛斯基(Jerzy Kosinski)的书,他的《阶梯》(Steps)获得一九六八年度国家图书奖小说奖。

    ……

    时候作者也会把其他作者介绍到一家出版社来。正是比尔·斯泰伦告诉鲍勃·卢米斯,他有一个朋友正在写一些很精彩的短篇小说,兰登书屋也许有兴趣出版。鲍勃跟进联系这个作者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才得知他已经和另一家出版社签约。我们只能充满遗憾地错过了这本令作者一举成名的书《再见,哥伦布》(GoodbyeColumbus);不过这事儿并没有到此为止。鲍勃听说当时正在罗马美利坚学院的罗斯对出版社并不太满意。而唐纳德正打算去罗马度几天假,他就和罗斯约好见了一面,告诉他我们非常有兴趣出版他的书。这次会面的结果是罗斯回国后就来见我们,商谈出版事宜,于是我们就成了他的出版社。我们出版的第一本罗斯的书是一九六二年的小说《放手》(Letting Go),接着是五年后的《当年她正灿烂时》(When She Was Good)。我们相信他将成为极受欢迎的年轻作家,这一点在一九六九年《波特诺伊的怨诉》(Portnoy’s Complaint)出版时得到了证实。这本书立刻引起轰动,成为兰登书屋有史以来销售速度最快的小说之一。与大多数在兰登书屋出书的年轻作家不同,菲利普·罗斯始终没有让我感觉亲近;他似乎永远那么孤僻,不愿和别人建立密切关系。

     

    自1957年加盟兰登书屋以来,卢米斯就再也没有换过工作。为什么不像许多编辑那样,为了更高的薪水、更高的职位而跳槽呢?因为他舍不得他的那些作者。而他负责的作者,也几乎无不从一而终,将所有作品都交给他出版,如黑人女诗人玛雅·安格洛、《苏菲的选择》作者威廉·斯泰伦。从1959年玛雅·安格洛出版第一本书《我知道为何笼中鸟儿会歌唱》(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s Sings),到她的六部回忆录、二十多本诗集,她的所有书都是由卢米斯编辑出版的。他的耐心,他对作品的严格要求,令所有作者折服。为了《纽约时报》负责越战报道的名记者尼尔·希恩撰写的越战纪实著作《天大的谎言》(A Bright Shining Lie),他足足等了十四年。回报呢?该书于1988年、1989年相继获得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至今仍被视为揭露越战内幕的经典。

    2007年1月,朋友们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为罗伯特·卢米斯(中)庆祝他为兰登书屋工作五十周年。右边坐者即为玛雅·安格洛

    令人称奇的是,拥有飞行员执照的卢米斯,至今仍每个周末驾驶他的Cessna 172私人飞机上天兜风。

    “快来纽约吧,鲍勃很乐意见到你。他儿子还在上海教英文呢。”司各特最后在信中说。

    (上文发于2010年1月4日杭州《都市周报》,补充了一些内容)

  • Such events as this have been necessary for as long as I can remember. PEN Members marched around the Czech embassy to protest the jailing of Vaclav Havel. Twenty years ago, we rose in judgment against the fatwa applied to Salman Rushdie. The attack is always directed to the creative mind, and when we take note as we do today, it always seems to be snowing. LXB’s country has a sorry record of artist intimidation. CN supposes to lead the world into the future as super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but when it jails its people for their thought, it is mired in the past with the ghosts of emperors and dictators and kings, and along with military thugs and theocracies like Iran’s that rigs its elections and shoots down its people in the street. The civilization of CN cannot lead when its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simply changes the style of despotism, can’t move forward when its poets and writers and artists, its thinkers and intellectuals, are muzzled in silence. Under such conditions, the genius of a nation withers and dies. L XB writes in the interest of a just enlightenment. That is not to slander or subvert or overthrow. It is to ask for constitutional realization. It is to ask for a country true to itself. That is all that LXB has done, and that is why we call for his release.

                                                                                                                    ——E.L.Doctorow

    December 31, 2009 |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 NYC

  • 说起来,我还得感谢法兰克福书展邀请中国担任主宾国,因为我居然曲线沾光,搞定了在中国市场绝迹多年的卡彭铁尔的版权。

    前几年就有这个念头,但卡彭铁尔的版权究竟在哪儿,还真搞不清楚。我打听来卡彭铁尔的西班牙出版社联系方式,写信过去询问,也没回复。一时之间,不知如何下手。

    去年曾有机会去西班牙马德里书展(最终没去成),事先写信给《万火归一》的译者、北大西语系的范晔兄,他在格拉纳达大学孔子学院当中方院长。想跟他找机会见面。没想到他说因为中国主宾国活动,他会去法兰克福书展给孔子学院布展。所以西班牙没去成,正好约在法兰克福见面。

    那天下午在中国展区终于见到了外表文雅秀气的范晔,一起到休息区喝杯咖啡。聊着聊着,范晔说到卡彭铁尔这么牛逼的作家,怎么现在没人出?我一拍脑袋,哎呀,身边有这样一位西语高手,我怎么没想到请他临时帮我翻译,去古巴展区打听打听卡彭铁尔的下落呢?于是我俩兴冲冲赶去隔壁的5号馆(或6号馆,忘不清了),来到布置挺简单的古巴展区,寥寥几个展台。正东张西望呢,突然看到老朋友Carmen。她原是西班牙最大文学经纪公司的国际版权总监,前两年辞职当书探,为几家欧洲出版社提供服务。她问:“你来这里干什么?”我说我来找卡彭铁尔。她说她也在找!原来她带着她的德国合作出版社编辑一起来找代理卡彭铁尔作品的古巴经纪公司,谈他们出版的卡彭铁尔作品续约事宜。我们撞到一块儿了。

    于是我们四人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听一个古巴卷毛小伙子介绍卡彭铁尔的情况。只有我不懂西班牙语。古巴小伙子体贴地说起了英语。可是他说得实在太费劲。最后我提议他还是说他的西班牙语吧,重要的由范晔翻译给我听就行了。听下来,过去卡彭铁尔作品的国际版权似乎是由一家英国公司代理的,但做得并不好。古巴卡彭铁尔基金会大概刚收回了代理权,由他们直接负责。最后,古巴小伙子挺热情地说,等你们消息!

    离开的时候,我跟范晔说我很快会给他们写email。他说古巴人很懒,希望这回出现奇迹。

    回到国内,我赶紧给这古巴小伙儿写了email。等了几个星期也没消息。我想坏了坏了,被范晔不幸而言中。又重复发了两次信,总算等来了卡彭铁尔基金会的回信。就这样,拉美文学大师阿列霍·卡彭铁尔,在绝迹中国市场多年之后,又将回到我们的阅读视野。希望今年下半年可以先出一本(具体篇目,容我暂且保密)。

    顺便预告,另一位绝迹中国市场多年的拉美文学大师奥内蒂的作品,今年也会出版。

     

  • 接连写了两篇关于翻译稿酬的博客,讨论激烈。旅居美国的南桥兄也写了一篇谈他的看法。有兴趣者请移步:也谈翻译稿酬。我的同行Viking也写了一篇:说说翻译费。说得都很好。

    留言中有一位刘在良老师。译者与出版社就稿费问题谈判是很正常的事。我尊重你的意见。不过我根据对这个行业的认识把我的看法尽可能说清楚了,不想再重复了。至于刘先生所说:“翻译的好坏那是个人水平的问题,这不能影响译者的版税!”这个观点恕我难以苟同。达不到出版要求的译稿就是次品,至少还得回炉。贸然出版只会损害译者自身的名誉,出版社的声誉和图书的口碑,影响书的销量。“蒋介石”翻译成“常凯申”,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我自己也碰到过质量糟糕到离谱的译稿,有两篇只能我自己推到重译,改稿改得想杀人。这样的译者,不扣光他的稿费,已经是很客气了。(当然,为何和这样的译者签约,那只能怪自己当初太草率。)

    关于稿费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吧。所说的一切都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既代表不了出版界,也改变不了多少现状。至于与译者之间订立合同中具体的操作与解释,那是另当别论。

    抛开我作为编辑的身份,而从我自己从事翻译的角度来说,选择一本书翻译的前提:一、这是我喜爱的书,它写得好;二、这是我兴趣或研究范围之内的重要作品,对我的工作有帮助,譬如出版家、名编辑的传记;三、我有信心把它翻译好。至于翻译稿费的多少,只要符合这个行业的标准就可以,真的不是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