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秘密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9年11月15日号

   一份旧报纸，一件旧衣服，一本读过的书……你面对这些琐碎物什的时候，常常会想，先存着吧，兴许日后还会派用场。小心，这种心理也许会变成一种强迫症。

    1947年3月21日，纽约第122警察分局接到市民匿名来电，称第五大道上的一套褐石公寓里有人死了。很快，一名巡警被派往现场。门锁着，没有门铃，地下室的窗子也封着铁栅栏。巡警怎么也打不开门，却分明闻到屋里传出的臭味。警局调来七人消防小队，破门而入，眼前的场景令人瞠目结舌：客厅里旧报纸从下到上堆成了墙，折叠床、沙发、残缺的缝纫机、酒榨机……各种东西塞满了整套公寓，令人几乎寸步难行。一位巡警爬上二楼的卧室砸开窗户，在垃圾堆里搜了两个小时，才发现一具尸体。

    这套位于哈莱姆区的三层公寓里住着一对极为古怪的“宅男”科里尔兄弟。哥哥叫霍默，弟弟叫兰利。两人在当地其实早已小有名气。自1919年他们的父亲离家出走后，当时二十多岁、已经都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兄弟俩就一直住在这里，父母亲于二十年代相继去世，他们继承了遗产，根本没有外出工作的动力。二三十年代，哈莱姆区从昔日的富人区逐渐沦为黑人聚居的贫民区。很多盗贼听闻他们家中藏有各种财宝，纷纷打主意。于是，科里尔兄弟愈发封闭，他们安装铁栅栏，设置防盗陷阱。因为拒付各种账单，1939年，他们被切断水、电、煤气供应，电话也不通了。学工程、爱发明的兰利一度拆下福特汽车的引擎，试图改装成发电机。霍默因为风湿病而无法走路，视力也逐渐衰退直至于盲，食物和水便由兰利负责每天晚上偷偷外出搜罗。在外面看到什么感兴趣的东西，兰利便搬回家。

    如此与世隔绝，自然会不断与外界冲突。1938年，有个房产经纪人出于好奇窥探他们，遭到他们的咆哮。此事见诸报端，传言他们坐拥大笔钞票，在家中守财。1942年，银行因为他们拖欠房贷而准备收回房产，派工人前去清场。被逼到家门口的兰利二话不说，拿出一张6700美元的支票(相当于现在九万多美元)。

    1947年发现的第一具尸体，是哥哥霍默的，死因是营养不良、脱水加心脏停搏。可弟弟兰利的尸体，起初怎么也找不到，因为房子里的东西太多了！经过两个多星期的清理，工人终于在皮箱和报纸堆下面找到了兰利。兄弟俩在几十年时间里，孜孜不倦地保存了130吨东西！

    几十年来，科里尔兄弟成了心理学的“强迫性囤积症”(compulsive hoarding)患者的典型案例，并作为“极品怪人”，被写入小说、电影、电视剧、话剧。他们真的仅仅是怪人吗？他们的内心究竟如何？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古怪？

    1947年，纽约少年E .L .多克托罗也对这桩轰动全城的奇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六十多年后，已经成为大师级作家的多克托罗终于将这对同乡兄弟也写进了小说。今年9月《霍默和兰利》上市。

    “我是霍默，盲眼的弟弟。我的视力不是突然丧失的，而是像电影一般，有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多克托罗将现实中的兄弟俩年龄换了一下，从一个逐渐失明者的内心和视角去发展故事。在多克托罗看来，《霍默和兰利》是一部“公路小说———仿佛他们俩沿着公路旅行，冒险，虽然他们实际上一直待在家里。世界让他们不得安静——— 别人侵犯他们的隐私就像踏上公路一样平常。至于他们的囤积癖，我当他们是生活与时代的博物馆员，他们的房子就是我们生活的博物馆。……我把他们塑造成一对自绝于文明、把世界抛诸身后的兄弟。”

7日晚上早早到了浦东机场。托宾将于19.10从伦敦转道香港到上海。飞机晚点近一小时。一直等到八点半左右，才见他缩着脖子推着行李车出来。其实他也没怎么缩着脖子，也不是因为冷，而是他脖子比较短：）

前段时间约LILY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做一个托宾的电子邮件专访。她读了几本托宾的书，也看了一些托宾以往的采访，觉得“非常有趣，他直率幽默，与他作品沉静忧伤的风格，截然不同。”。从昨晚到现在，跟他混了一天，屡屡被他鬼头鬼脑的冷幽默笑翻。LILY说得一点没错。先随笔记一点，省得忘记。

他住的酒店就在我们办公室对面。附近有家宠物医院，那是一幢二十几的高层建筑，其实医院只占下面两三层。大大的霓虹灯打着xx Pet Hospital，到了晚上开着灯特别醒目。坐出租车经过，托宾惊呼：“快看！宠物医院!天哪，这么大的宠物医院！”我说上面那么多层肯定是人住的。他却在那里奸笑：“Are you sure?”我还傻乎乎回答说“当然。”他喃喃自语：“我回去要告诉别人，上海有这么大的宠物医院，整幢高层建筑都是！”两天里坐车经过三四次，每次他都像小孩一样一惊一乍：“Pet Hospital!”

昨晚到酒店已经9点多，附近的餐厅大多接近关门时间了，带他去田子坊觅食。路上经过便利店，他假装大惊小怪：oh, supermarket! 旁边有个药房，我顺嘴说drugstore，他马上又一脸坏笑：“drug!” 走进田子坊，他更兴奋了：“哇，这地方很trendy，我们现在也很trendy哦！”我琢磨半天，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在自嘲呢，还是真兴奋。

今天上午到了酒店，他已经等在大堂跃跃欲试准备出发。拿出今天的《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给他看封面上他的肖像画，他哈哈大笑，手指画上的皮鞋抗议：“我可从来不穿这样的鞋子！”

以前写文章的时候引用过FSG出版社的这句名言。今天重申是因为最近签了我所喜欢的三位美国作家新作。一是E.L.多克托罗的三部作品，其中包括他今年9月刚出的小说Homer and Langley，关于这本书，我刚给《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的专栏写了篇小文章，过一阵子贴出来。自前两年出版《大进军》并找来他的代表作《Ragtime》读了之后，我确信Doctorow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在国内的影响应该是被低估了。

二是菲利普·罗斯包括去年的Indignation和上周刚出版的The Humbling在内的三部作品。这样加上之前的6部作品，我们的罗斯作品系列将达到9部。

三是保罗·奥斯特明年才出版的长篇小说Sunset Park。这样加上已经出版的《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密室中的旅行》和接下来要出版的Hand to Mouth，Man in the Dark, Invisible，以及计划出新版的《神谕之夜》，保罗·奥斯特作品系列也将达到7部。

每年到了10月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时候，国内的出版社总是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书抢得人仰马翻。据说今年的赫塔·穆勒有二十多家国内出版社、出版公司争夺。可她获奖之前，谁会想到去出她的作品呢？仓促报价之下，谁是真心出于了解这个作家、喜爱她的作品而要出版的么？老牌出版社是为了巩固在德语文学以及外国文学出版上的优势，新的民营公司是为了闹出点动静，高调介入外国文学出版。外国文学作品争夺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太有趣了。

科尔姆·托宾首度中国之行公开活动安排：

11月8日星期日，下午4点

作家座谈会：Colm Tóibín ~《布鲁克林》

地点：米氏西餐厅6F魅力酒吧, 上海广东路20号7楼，近外滩中山东一路

餐厅收费：RMB 65元，含一杯饮料

11月9日星期一，下午3:14-4:45

作家演讲：The Origins of A Novel

主持：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谈峥教授

地点：上海杨浦区 复旦大学文科楼二楼述行实验室

对外开放，免费

11月10日星期二，下午7:00

作家座谈会：Colm Tóibín ~《布鲁克林》

地点：“北京老书虫” Bookworm， 北京朝阳区三里屯南街4号楼

餐厅收费不详

11月11日星期三， 下午4:00—5:30

作家演讲：The Origins of A Novel

地点：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楼115房间（第一会议室）

免费（座位有限，请多包涵）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10月18日号

    1977年，一心追求文学梦的25岁的土耳其青年帕慕克，放弃学了三年的建筑专业，把自己关在俯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公寓里，埋头写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他没有同龄的土耳其作家朋友，对未来充满焦虑。就在他苦苦探索写作技艺、困惑于“我现在究竟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之时，他读到1956年的一期《巴黎评论》上威廉·福克纳的长篇访谈。福克纳回答“如何成为严肃小说家”的提问时说：

    “99%的才华……99%的纪律……99%的努力。对自己的成果永不满意。永远可以写得更好。永远对自己有超水平发挥的梦想和要求。不要只求胜过同辈与前人。要努力超越自我。群魔的追逐造就艺术家。他既不知群魔为何选择他，也因为忙于工作而无暇考虑。只要完成作品，他可以完全抛开道德，不惜去抢、去借、去讨、去偷……作家唯一该做的就是对艺术负责。”

    一席话如醍醐灌顶，令帕慕克顿觉仿佛“无意间发现了一部圣书”。他设法搞来《巴黎评论》所有结集出版的作家访谈录。每当写不下去的时候，他都会本能地站起身，一边抽烟，一边重读福克纳、纳博科夫、多斯·帕索斯、海明威、厄普代克们的访谈，重拾写作的信心。

    有多少像帕穆克这样曾经彷徨、孤独的文学青年，因为受了《巴黎评论》上那一篇篇作家访谈的鼓舞、抚慰、启发，坚定了写作的信念？自1953年创刊号中的E .M.福斯特访谈至今，《巴黎评论》一期不落地刊登当代最伟大的作家长篇访谈，最初冠以“小说的艺术”为题，逐渐扩展到“诗歌的艺术”、“批评的艺术”等，迄今已达三百多篇，囊括了20世纪下半叶至今大多数世界文坛最重要的作家，成为这份文学杂志的招牌，也树立了访谈这一特殊文体的典范。访谈者从准备到采访，往往历时数月甚至跨年。访谈也不是为了配合作家某本新书出版而带上商业宣传的气息。作家们自然而然地谈论各自的写作习惯、方法，困惑的时刻，如何克服困难，文坛秘辛……这些访谈妙趣横生的内容、重要的文献价值，以及围绕访谈所发生的一些趣事，令这一栏目本身也成为一个传奇。譬如格雷厄姆·格林的访谈就差点夭折，因为访谈者前一晚宿醉未醒，走到格林家门口就狂吐一通。有人说，这些访谈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化对话行为之一”。

    话说回来，《巴黎评论》虽名为“巴黎”，内容与法国关系不大。1953年，一群旅居巴黎的美国文艺青年哈罗德·休姆斯(H aroldL . H um es)、彼得·马修森(Peter M atthiessen)、乔治·普林姆顿(G eorge Plim pton)等人在巴黎创办了一份刊登小说、诗歌为主的英语文学杂志《巴黎评论》。最初，编辑部设在法国出版社“圆桌出版社”的一个小办公室内，然而他们没有出版社的钥匙，谁要是编稿子加班晚了，就得爬窗：手抓着窗沿，身子腾空，然后跳下去。当然，这样跳下去，被巡逻的警察看见自然会视为夜贼。这样的杂志自然赚不了什么钱。编辑部会议经常在游船、咖啡馆这些“不靠谱”的地方流浪。1973年，《巴黎评论》编辑部从巴黎迁到纽约。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巴黎评论》就分主题，如“写作中的拉美作家”、“写作中的女作家”，出版访谈录单行本，近30年来，这些作品又数度再版。自2006年开始，英国Picador出版社又重新编选，每年推出一辑作家访谈录。正是这套书，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经过数个月的商谈，《巴黎评论》终于同意由我们自行从300多篇访谈中，挑选近50位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作家访谈，从明年年初开始陆续出版三卷。看到这些访谈曾对帕慕克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不免令我对这套书充满期待。

记得去年年末总结08年自己所出版的书中，我罗列了6本我个人最喜爱的书：袁筱一《文字·传奇》、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巴斯克斯·蒙塔尔万《南方的海》、内米洛夫斯基《契诃夫的一生》、塞林格《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还有一本科尔姆·托宾的《大师》。

现年54岁的托宾是当代英语文坛非常重要的一位作家，两部长篇小说《黑水灯塔船》（1998）和《大师》（2006）都曾入围布克奖shortlist，今年的小说《布鲁克林》则止步于longlist。但文学不是体育竞赛，获奖与否未必与作品质量划等号。中文版《大师》去年7月出版，反响不错。好像是今年年初吧。版代发来消息说，作者今年有新的长篇小说《布鲁克林》要出版，可是已经有另外一家出版社对此书感兴趣，想买版权。因我们有优先权，得问我们的意见。我大感惊讶，因《布鲁克林》尚处于书稿阶段，而《大师》写的是亨利·詹姆斯的一段人生片断，虽然反响不错，首印库存接近于无，但毕竟还是比较小众的文学作品。什么编辑会对托宾这么感兴趣，还没看书稿就想买版权呢？

托宾这么好的作家，我们当然不会轻易让他的作品落到其他出版社手中。赶紧读完《布鲁克林》书稿，对作品有了了解，心里有底，赶紧签下，仍请《大师》的译者柏栎小姐继续翻译。

《布鲁克林》英国版、美国版

几个月前，企鹅中国公司告诉我们，由于托宾也是企鹅的作者，他们计划在11月趁托宾到香港担任亚洲布克奖评委的机会，请他顺便到北京、上海访问，而我们既然是托宾的中国出版方，可以一起合作搞些活动。

最近这段时间一边编书，一边就和企鹅一起商讨行程安排。11月7日-10日，托宾在上海；10日-13日在北京。令我们高兴的是，作家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的两场演讲，已经初步敲定。喜欢托宾、喜欢《大师》，想见到他的同学，请在下面留言，以及注意我近期的通告。

做外国文学的编辑都知道，找选题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是看这本书得过什么奖。碰上诺贝尔奖开奖，那无论看没看过获奖作家的作品，大大小小的出版社都会一哄而上。记得哈罗德·品特获奖那年，品特那么难懂的剧本，都会有十多家出版社起劲地联系版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过去了，品特剧本似乎仍未在中国授权出版。我很想问问当年那些疯狂报价的出版社，现在是不是还愿意出？

据说品特方面对出版社的出版资格比较挑剔，一个是要求译者必须是搞戏剧的专业人士，二是出版社所在的城市必须在戏剧演出方面达到一定的规模，三，当然是出版社必须有出版话剧剧本的经验。这样一衡量，最有竞争力的，无非北京、上海两地的出版社。品特经纪公司看似放着到手的钱不赚，有点傻，实则很专业。因为倘若出版社并非真心诚意要好好经营品特的戏剧作品，而只是冲着诺贝尔这块招牌而去，那书出了也很可能是一锤子买卖，并无益于扩大品特戏剧在中国的影响力。

话扯远了。回到图书出版、文学奖的话题。在出版自由、发达的国家，大大小小的文学奖、图书奖，往往难以胜数。前年去巴塞罗那，被加泰罗尼亚文化语言推广机构雷蒙·吕尔学院带着拜访了不少出版社和文学经纪公司。对方拿出目录一页一页介绍他们的作者和作品，往往会强调，这本书得过什么奖，那本书得过什么奖。到最后大家发现，他们介绍的重点书几乎都得过什么奖。学院派的领队卡洛塔自嘲：得奖的是大多数，没得奖的是小部分。加泰罗尼亚地区人口区区700万已是如此，其他国家的文学奖之多，可想而知。

文学奖那么多，有什么用？

第二大好处是可以制造新闻热点话题，带动图书销售。在这方面，布克奖能在今日英语文坛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和成功，与其精心设计的评奖流程有很大关系。从宣布评委名单（评委中不都是作家、评论家、学者，还可能有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公众人物，帅哥休·格兰特几年前就当过Whitebread奖的评委），到宣布10多本书的入围长名单Longlist，再到宣布6本书的短名单shortlist，到最后电视直播、盛大的颁奖宴会上宣布最终的获奖者，前后长达好几个月时间，新闻话题不断。得益的，当然是借此提高知名度的作者和入围、获奖作品销量上升的出版社，而从更大的层面看，获益的也是整个出版业乃至全社会，因为每年总有这么一段时间，严肃文学得以透过媒体吸引普通读者的注意，让他们走近这些作品，提升他们的阅读欣赏水平。

第二大好处是有利于推广本国文学作品的国际版权销售。对于编辑来说，一本书得过文学图书奖，自然会对它多注意一点。看看市面上流通的外国小说吧，没得过任何奖的还真稀罕。我可不相信初出茅庐的新作家乔纳森·利特尔如果没有得龚古尔奖，译林社会买他那本900多页的法语小说《复仇女神》（Les Bienveillantes）版权。

无论从哪些方面看，中国的文学、图书奖就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设立的了。政府设立的国家图书奖，奖的是什么书，对推动大众阅读、推动出版业的发展有什么作用，上网搜搜那些获奖图书就知道了。吊诡的是，许多出版社投入巨资宁做赔本的买卖，出没有人看的书，有时候就为了去得这个国家图书奖哩。茅盾文学奖，权威吧。它可是每四年评选一次的哦，跟奥运会、世界杯似的。可四年评一回（这还不是固定的，有时三年，有时五年），评出来的书多是出版两三年、市场上未必找得着的书。读者买不到书，评了奖有什么用呢？一次还评出三四本获奖作品，搞平衡哪，权威性在哪里？南方都市报搞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搞了七年，好像挺热闹的，但它自身既是媒体的身份，必然导致其他媒体不太会全力地做报道——谁会这么傻，给竞争对手做那么多广告呢？

我在报社的时候，还听说过一件好玩事情。有一天上面发来通知（不知是哪一级），要求未经批准，民间不得擅自设立文学奖、图书奖之类的奖项评选。（可能还有一些具体说法，我忘了。）说到底，这其实是话语权的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其实是因为法国大使馆今年设立的“傅雷翻译出版奖”（每年一届）。今年年初，我就收到大使馆文化处群发的通知，说要设立这个奖，鼓励、推广法国社科文艺类图书在中国的出版。怎么评选呢？凡是出版法国人文、社科、艺术、文学领域的出版社和文化公司均可选送不超过两本书，出版期限是2008年6月至2009年5月底。法国大使馆组织5名法国评委和5名中国评委（这10人中法文都好）共同评选，先选出8本初选作品，最后选出1本获奖作品，将近8000欧元，由出版社和译者平分。9月4日，法国大使馆就在北京书展上，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8部入围作品名单。那天我匆匆开完一个会跑去看，因为我们也报了袁筱一翻译的内米洛夫斯基《大卫·格德尔/舞会》参选，她还有另一本译作《多米尼克·奥利》也由新星出版社参选了。后来公布名单，总算松了一口气。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著， 张祖建译《面具之道》（La voie des masque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多米尼克· 费尔南德兹著，余中先译《在天使手中》（Dans la main de l'ange），吉林出版集团

勒 · 柯布西耶 著，李浩译《明日之城市》（Urbanisme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夏尔 · 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人造天堂》（Les paradis artificiels ），上海三联书店

伊莱娜· 内米洛夫斯基著， 袁筱一译《大卫 · 格德尔, 舞会》（David Golder ; Le bal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弗朗索瓦 · 多斯 著，马胜利译《碎片花的历史学 : 从《年鉴》到新史学》（L'histoire en miettes, Des annales à la "nouvelle histoire"），北京大学出版社

菲利普 ·尼摩著，阎雪梅译《什么是西方》（Qu'est-ce que l'Occident?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蒙田著，马振骋译的《蒙田随笔全集》（Les essais ），上海书店出版社

翻译奖，国内其实也有好几个，什么戈宝权翻译奖，韩素音翻译奖，卡西欧杯翻译大奖赛等等。不过这些好像主要都是面向高校学生的，参选作品也都是文章或作品片段，而不是整本书。跟出版业没多大关系，也出不了什么新闻，无非是一等奖空缺、好译者难觅之类的老掉牙话题。

从这个层面上看，傅雷翻译出版奖其实是借鉴了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比较通行的图书奖做法，有比较公开、简单的评选规则，也注意与媒体持续的沟通，还能调动出版社和译者的积极性。这肯定会推动更多法国图书在中国出版。希望其他国家的大使馆也奋起直追，都来设立各语种的翻译出版奖，那我们可要屁颠屁颠地忙活了。

做记者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接到王寅的电话，问我打听某个人的电话。当时我只在一个人很多的饭局上见过他一次。当然，常在《南方周末》上拜读他的文章。奇怪的很，这电话之后，我却感觉好像已经跟他成了朋友。

我也忘了怎么跟他熟了起来。2006年我们接手《书城》杂志。当时的编辑想出一个好点子，在封二位置固定一个栏目“摄手记”，每期刊登一幅摄影作品，并由摄影者自己写一段相关文字。一开始就找了当时对摄影乐此不疲的王寅。不久那位编辑辞职。这个小栏目便由我接过来编。到现在三年多，除了顾铮、北岛、陆晔、btr的少量作品，大多数是王寅的。他的照片很耐看，下面的摄手记也写得好看。——其实我是以这种方式，引诱他多写一点好看的文字。哈哈。

王大爷周游列国，令人妒嫉。不过更令人妒嫉的是他拥有一双发现并能迅速捕捉美的眼睛。我常常反复翻看他存放摄影作品的网站：http://esope.jetphoto.cn/web/default/。想在哪本书的封面上用他的摄影，就去看看。还常常有收获。

祝贺王大爷最新摄影展在广州举行。可以去那个法式餐厅，要杯葡萄酒，就拿那些照片下酒吧。

经过近一年的谈判、翻译、制作，我们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将从9月中下旬开始出版。加上人文社已经出版过的《乌拉尼亚》这次与系列统一风格设计出新版，我们的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共10种。另外，按伽利玛出版社的要求，勒克莱齐奥的另一部代表作《流浪的星星》，也即将由我们与花城出版社联合出版。自勒克莱齐奥去年10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译文社、译林社等几家出版社都陆续再版了他们过去出过的一两部作品。但我们此次要出的大部分作品，均是第一次引进翻译的勒克莱齐奥各个时期的杰作，其中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也有叙事散文。

这十一种书中，我直接负责的有两种，其中，短篇小说集《飙车》由于有金龙格兄的现成译本，制作相对比较省力，因而得以与余中先先生翻译的勒克莱齐奥2008年新作《饥饿间奏曲》以及新版《乌拉尼亚》一起，作为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的首批作品，将于9月中下旬陆续出版。

封面设计：张志全 封面摄影：王  寅

《飙车》全名是《飙车及其他社会新闻》。1992年，金龙格兄将他翻译的勒克莱齐奥两部短篇小说集代表作《梦多》和《飙车》（原来译为《巡逻》）合成一本，以《少年心事》为题，在他任职的漓江出版社出版。

这也是我完整读的第一本勒克莱齐奥作品。之前在编袁筱一的《文字·传奇》时，在她评论勒克莱齐奥的那一章中读了一点《流浪的星星》片断。之后蒙她赠送译林社再版的《战争》，以及在书店买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的《金鱼》，都没好好看。

顾名思义，《飙车》的素材均取自社会新闻，又或许是作者故意把这些故事写得像社会新闻。它的社会现实性显而易见。如果经常看国内的社会新闻，再读这本书中的那些故事，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法国也有拆迁“钉子户”（见《曙光别墅》）、也有飞车抢包（见《飙车》）、也有失业者被逼无奈成为小偷（见《小偷啊，小偷，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可是他写得那么优美，那么清澈，那么单纯又充满同情心，他笔下的一个个小人物都让人心疼。我真正明白法语界的诸多专家许钧教授、金龙格、袁筱一等师友都喜欢勒克莱齐奥的原因。我愿把这本书推荐给每一个人。

编完《飙车》，我对《少年心事》的上半部分《梦多》也大感兴趣。伽利玛出版社说此书已经授权给其他出版社。问金龙格兄才得知，此书由湖南少儿出版社买了版权。我在网上查，发现此书在他们今年全国书市的新书目录中，被收入一套世界儿童文学经典丛书，但在几家网上书店搜，也没找到。可能还没有出版。希望他们能够善待这部作品。

去年勒克莱齐奥获奖后，国内有位好对外国作家品头论足的作家对勒克莱齐奥颇不以为然：“他获奖一点也不让我兴奋，其实还有许多作家都比他优秀，他的获奖多少让人有点失望。……他的小气不仅表现在作品本身的篇幅上过于短小，而且题材也很小气，多写弱势群体或边缘人的生存状态。这样的作品对于今天中国的读者来说基本没有吸引力，至少我读他的作品就没有从中获得过哪怕一丁点儿启发。”

还有某位评论家兼书商也说：“克莱齐奥肯定是上个世纪二、三流的作家，并未产生过什么世界级的影响。这位作家并未对中国文学构成过什么影响，至少没听说过哪个比较重要的作家、诗人受过他的影响。……这肯定是一个不会在中国热销的诺贝尔奖作家，因为它的寓言性及对个人心理空间的表达，并不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至少不会合当下读者的胃口。”

请允许我向这两位致以不点名的鄙视礼。

五年前，我离开报社，来到刚成立的99，开始学做出版。一天，老板叫我去，说有套老书值得再版，具体情况命我向他的好友、浙江文艺社的资深编辑李庆西老师联系。

原来李老师一直惦记着197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老书《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中译本，上下两册。当时是作为中苏关系史料的一种，内部发行，流世不多。《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是俄国远东考察家、地理学家、民族学家阿尔谢尼耶夫在乌苏里地区考察的见闻和感受。李老师曾经在《读书》杂志上写过文章介绍这套书：“《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记述阿尔谢尼耶夫1902至1907年前后三次率队考察乌苏里山区所见所闻，是带有叙事成分的探险日志。那不仅仅是沿着河谷向森林腹地行进的一路艰险，也有峰回路转的欣喜发现，在穿越沼泽或是林间露宿的每一个片断都记录着不期而遇的事况。作者对原始森林地貌景观的细微描述实在令人叫绝，那些极具感性的文字给乌苏里的山川草木赋予了一种灵性，很难说那是科学家的审视还是诗人对自然与生命的赞叹。
　　这本书真正的主题是对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性的思考。 ”

看了他的评论，我也对这本奇书大感兴趣。可是怎么找到译者呢？商务印书馆的旧版上，写的是“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译”。

有困难，找小强。

短信过去，片刻就回：这书是我爸他们翻译的。真是意外惊喜。原来小强老师的父亲张大本教授也是这本书的译者之一。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在国内俄语界可是鼎鼎大名。我听黑大中文系毕业的李老师闲聊，据说黑大俄语系的夫妻教授在家里吵架都是用俄语的……

得小强指示，我联系到已经调到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的黄树南教授，因为他是当年“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组”的组长，《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主要由他负责牵头。黄先生个人也极喜欢这本书，欣然同意把译本交给我们重出，还推荐我们选用与《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有关的一本苏联青少年读物中的插图。为此，他请黑大的老同事从图书馆中把这本书借出来寄给我。

这本书的译文极为优美，人文社的俄文编辑温哲仙看完书稿也爱上了它。她打电话来建议：书里面写到那么多动植物，咱们能不能配上插图，这样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还可以从中学到许多动植物知识呢。

我当时刚当编辑不久，手里编的书不多，正是比较空的时候。说干就干，就照着译文后面附的动植物拉丁名和中文译名到网上疯找，七七八八找了一大堆。因为像素原因，有的图片放大了很糊，于是索性就都做成小图，以附录形式排在上下册书的后面，一本放动物，一本放植物。

2005年2月书出版后，黄树南先生很喜欢，过了一阵子，寄来一封信，把他发现的一些错别字和可修改之处都列了出来。

这套书印量不多，到05年年底上下册就卖光了。台湾知书房出版社的老板不知从哪里看到这两本书，跑来买繁体字版权。

今天旧事重提，是因为今天收到小强的短信：“著名俄语文学翻译家黄树南老师今早7.25因病在南京去世。代表译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等”。我知道像黄先生这样的学者、翻译家和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并不会引起媒体的多少兴趣。几年前，黄先生曾来信，推荐一本关于卫国战争的苏联经典小说，大部头，问我是否有兴趣出版。很惭愧，在如今的出版环境下，我无法贸然答应黄先生。今天写这篇博客，也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位卓越的俄语文学学者和翻译家。希望有机会可以再版《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可以把黄先生列出的错统统改掉。以下是黄树南先生为《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写的译者前言。

译者前言

    读者面前的这本《在乌苏里的莽林中》是由两部独立的、但是内容上有密切联系的作品构成，一部是《乌苏里地区之行》（新版中译本更名为《乌苏里山区历险记》），另一部是《德尔苏?乌扎拉》。两部作品讲的都是作者在乌苏里地区考察的见闻和感受。

乌苏里地区指的是黑龙江右支流乌苏里江以东至太平洋海岸的大片土地，大约四十万平方公里。这个地区原是我国的领土，1860年被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割占。这里有众多崇山峻岭，有广阔无垠的原始森林，有丰富的矿藏资源，有丰厚肥沃的土地。为开发这片土地，向乌苏里地区移民，沙俄政府曾多次组织人马，对乌苏里地区进行探险考察。阿尔谢尼耶夫的考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本书作者弗·克·阿尔谢尼耶夫（1872-1930年）是苏联的一位民族学家、地理学家、作家。他是俄国地理学会会员、俄国东方学会会员，曾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博物馆馆长，俄国地理学会阿穆尔（黑龙江）分会会长。

阿尔谢尼耶夫1872年出生在彼得堡的一个铁路员工的家庭。1895年他从彼得堡步兵士官学校毕业后，便进入军界供职。1900年他调到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工作。阿尔谢尼耶夫对地理深感兴趣，又喜欢打猎。当时，符拉迪沃斯托克还是一个不大的城市，周边有许多荒山野岭。他在这里常常身背猎枪，登山涉水，进出原始森林，走遍了周围的山山水水，探测了无数大小路径，领略了自然界的无限风光，为他今后的考察事业打下了基础。上级见他有此兴趣和特长，遂任命他的“狩猎队”队长。名为“狩猎队”，实际上是搜集军事、经济、地理、民族等方面资料的考察队。

阿尔谢尼耶夫1902年正式组建第一支考察队，考察了乌苏里地区南部和兴凯湖部分地区，从而拉开了他延续多年的考察活动的序幕。接着，他又考察了锡霍特山区（1906-1910年）、堪察加半岛（1918年）、科曼多尔群岛（1923年）、乌苏里地区北部（1927年）以及鄂霍次克海的约内岛等地。考察成了他的毕生事业，而考察的对象则主要是乌苏里地区。

从1910年开始，阿尔谢尼耶夫以《旅途日记摘抄》为总标题，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游记性质的文章，或者如他所说是“科学普及性质的地区纪行”，讲述他在乌苏里地区考察的经历。到1917年，他已撰写了三部分，准备付梓。这三部分是：1.《乌苏里地区之行》，2.《德尔苏?乌扎拉》，3.《在锡霍特山中》。但是不久爆发了十月革命，他的书只好延期刊印。前两部分分别在1921年和1923年出版。1926年他又对这两部书作了删改，“以适应学校和广大读者的需要”，合为一本，以《在乌苏里的莽林中》为出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第三部分的单行本直到1937年才问世，这时离他去世已经七年。此外，他还有《1901-1911年乌苏里地区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概要》、《乌苏里地区的中国人》、《穿越原始森林》等著作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了他的六卷本文集。

阿尔谢尼耶夫所描写的乌苏里地区及其原始森林，当时还处于没有遭到破坏和污染的原始状态，对广大读者来说，这是一个新奇而陌生的世界。题材的新颖、对自然现象观察的细致入微、严格的科学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描写的准确生动、文笔的清新自然是阿尔谢尼耶夫创作的特色。这些特色使他的作品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读书界的关注。连当时远在意大利的高尔基也很快读到了他的《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并作出了高度评价。高尔基认为，这部书具有“毋庸置疑的巨大的学术价值”，他“为它的表现力而入迷，而倾倒”。高尔基指出，阿尔谢尼耶夫的作品，“成功地体现了布雷姆和库珀的结合”。布雷姆（1829-1894年）是德国的动物学家，著有多种描写动物世界的科学作品。库珀（1789-1851年）是美国作家，他的作品中常有惊险的情节。两位作者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其实上，阿尔谢尼耶夫的作品中，诸如蜂蚁之战、猎熊、遇虎等的描写，以及他在考察探险过程中多次身陷绝境而终于化险为夷等情节，读来都是引人入胜的。因此，高尔基认为，青年们阅读他的作品，会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还着力刻画了一位传奇性人物德尔苏?乌扎拉的形象。德尔苏?乌扎拉是当地的一名赫哲族猎人，曾为阿尔谢尼耶夫做过向导。他孤身一人，以原始森林为家，独来独往。他在长期的狩猎生涯中练就了一身绝技，能根据各种征兆准确预测天象，能根据踪迹辨认人兽的活动，能在九死一生的险境中沉着冷静、机智勇敢地逃脱厄运，奇迹般地生还。他多次救过阿尔谢尼耶夫和考察队员们的生命。他善待生灵万物，认为一切都有生命，与飞禽、走兽、草木为友，虽然以狩猎为生，都绝不滥杀滥捕。在当今世界，生态平衡的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阿尔谢尼耶夫早在上世纪初，就通过德尔苏?乌扎拉这个形象，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摆到了世人面前，呼吁人们保护自然，这是难能可贵的。

1975年，日本导演黑泽明把德尔苏?乌扎拉的形象搬上了银幕，影片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在俄罗斯，德尔苏?乌扎拉被视为“森林之子”，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和象征。莫斯科有一个非官方的发展生态旅游基金会，就是以德尔苏?乌扎拉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基金会号召，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要爱护自然，保持生态平衡，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由此也可以看到阿尔谢尼耶夫作品的深远影响。

阿尔谢尼耶夫的作品问世至今，已经快一个世纪了，但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仍在津津有味地阅读，并不认为它们陈旧过时。俄罗斯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出版社，一次又一次重印他的作品，累计印数已难以统计。苏联儿童文学出版社在1970年特意出版了专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原始森林中的奇遇》，从《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和其他经典作品中精选了十多个森林探险故事，并配备了22幅彩色插图。同时，阿尔谢尼耶夫的作品也早已走向世界，被译成了三十种语言在各国出版。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的中译本，1977年由商务印书馆分上下两册出版。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翻译，参加译校的人员有（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士燮、卢康华、张大本、张寰海、李石民、李景琪、沈曼丽、姜长斌、俞约法、黄树南、鲁桓。

当时出版这个中译本，是作为中苏关系史料的一种，内部发行。阿尔谢尼耶夫在这本书中多次讲到中国人在乌苏里地区的大量居民点，他们在这里从事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猎渔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开采业等经营活动。古道是中国人开的，树木是中国人砍凿的，狩猎的碓子房是中国人搭建的，还有中国的古庙，中国的对联……阿尔谢尼耶夫也记录了大量用中国各族语言、特别是用汉语命名的地名。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人早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是乌苏里地区最早的开拓者，对乌苏里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重要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说，阿尔谢尼耶夫的这本书，对研究乌苏里地区的历史，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现在，我们把这个译本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从前面提到的《原始森林中的奇遇》中选用了十余幅彩色插图。插图的绘制者是俄罗斯画家库兹涅佐夫。

几个星期前，《深圳商报》的记者刘悠扬来电话说想做一个菲利普·罗斯的专题。我给自己揽了个任务，就是帮他们翻译德国《明镜》周刊网络版06年做的菲利普·罗斯专访（当然，我是从英文翻译）。今天刘悠扬说，这个专访见报了，那我也可以心安理得地贴出来示众了。

《明镜》：罗斯先生，您的新书《凡人》的书名来自十五世纪一个无名氏写的寓言剧。奥地利作家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1912年创作的戏剧也是这么命名的。

罗斯：……但是他仍然保留了基督徒的视角，寓言的形式，还有道德说教。我的《凡人》不说教。它不具有寓言性。

《明镜》：那您为何取这书名？

罗斯：一开始不叫这个。我写作过程中想了各种书名。直到最后才想起这个戏剧，我上大学时，也就是1952年之后就没再读过。这次我又读了一遍，觉得拿它来当书名正合适。不过我写作的时候可没想到这出中世纪戏剧。

《明镜》：您动笔以后思考的是什么？想达到什么目标？

罗斯：通过一个男人的疾病——威胁到生命的身体疾病——来讲述他一生的故事。叙述的线索就由他的疾病史主导。我想到其他关于疾病的书。你可能认为这类书应该有很多。实际上不多。我想到托马斯·曼的《魔山》，托尔斯泰的《伊万·伊里奇之死》，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这是本好书。除此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书是以疾病为主题的。

《明镜》：这个观点很有意思。您认为您的同行们害怕什么（而不写这个题材）？

罗斯：为什么关于通奸的书比关于肺气肿、癌症、糖尿病的书多呢？不知道，但我也不能说是因为害怕。我怀疑我不是世界上唯一把关注点转到疾病上的作家。和十五世纪的人相比，我们遭受的疾病多得多，因为现在，人们在被疾病夺走生命之前，大体上活得更长。现在你可以打电话问你朋友，他的放射治疗结束了没有、组织切片情况如何。对这些医学问题我们都有丰富的知识。这也是我怎么会写这本书的原因。

《明镜》：就长篇小说而言，《凡人》篇幅相当短，有点像您早年的小说《垂死的肉身》。您将来还会写更短的书吗？

罗斯：随着我精力衰退，那是有可能的。我喜欢写《垂死的肉身》，也想过再写一本篇幅类似的书。你得有一个故事，如果要写得那么短，故事冲突就得很快发生。

《明镜》：可《凡人》开头节奏挺慢的。

罗斯：开头是葬礼。接着是童年他在医院里看到临床的小男孩病死而接受的早期死亡教育。

《明镜》：虽然书的开头就写了主人公的葬礼，但是读者读了书的大部分内容，仍然希望主人公没死。您发现他最后没有遭受痛苦也是一种圆满的结局吗？

罗斯：对我来说着无关紧要。我并不因为主人公的命运而或喜或悲。我不得不体验的是难逃那种命运的感觉。我希望读者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人死了，出席他葬礼的那些人是谁，他们说了些什么。一旦这些内容搭起来，我就让你看他各个生死关头和最后大限到来的一生。

《明镜》：为什么主人公没有名字？

罗斯：一开始这是个意外。直到我写完初稿坐下来读的时候，我才发现没有给他起名字。然后我决定就这样。让他与别人的关系来定义他，跟父母的关系，跟哥哥的关系，跟几个妻子的关系，跟女儿的关系。也许我们都觉得自己是由名字定义的，其实，我们是由我们与相识之人的关系所定义的。那定义了我们是谁。

《明镜》：说说一开场的葬礼吧。它的灵感是否来自您最近参加的某次葬礼？

罗斯：我在一年内失去了三四个朋友。你的朋友病了，死了，然后你去出席葬礼。索尔·贝娄是其中最后一个，也是我最亲近的一个。我最近去了这么多次墓地，就想，好吧，是该写写写这个题目了。

《明镜》：您在索尔·贝娄安葬的第二天就开始写了。他的葬礼是什么样的？

罗斯：那是在佛蒙特州一个镇的小墓地，大概有120人参加。它对每个人都是很强的冲击。他的伟大使参加葬礼者有一种别样的反应。一个伟大的人死了，而我们之中伟大人物凤毛麟角。这给悲伤增添了新的情绪。

《明镜》：我们也许可以认为，您书中被引用最多的句子会是这句：“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老年是一场大屠杀。”

罗斯：我看电视上播放新奥尔良洪水新闻的时候，看到他们正在把老年人从家里撤出来——我对身边的人大声说：“老年是一场大屠杀。”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在把人从战场上撤出来。

明镜：这个想法和这一主题，是不是让您写这本书比过去的写作更困难？

罗斯：没有。要说困难，写任何一本书都是困难的。并不是因为主题，写作才会困难。难的地方是我首先得想清楚怎么写，但这只是任何写作都会碰到的寻常困难。这个主题本身并没有增加写作的难度。

明镜：但对读者来说可能有困难。您写到没有什么能让人愿意接受这个念头：“你本生而为生，事实却是为死。”

罗斯：是这样。人们就是要竭力把这念头放在一边。有些人能从某种宗教中获得慰籍，它许诺他们可以不死。我不明白他们怎么可能相信这个，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会因为绝对没有证据而相信任何事情。大多数比我大的朋友多少都说过类似的话，对于死亡，我现在不像青春期时想得到那么多了。第一次发现死亡是非常震惊的。死亡似乎很不公平。这就是你十四岁的时候想的：那多不公平，多荒唐啊。我想，离死亡越近，人们就越不想正视它。不过总有人被它折磨。我想到比我年长二十二岁的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他对我说过，过了五十岁，你就没有一天不会想到死亡。

明镜：但你还没有这样的体验吧？

罗斯：没有。我只是每隔一天会想到它。不过在这个年纪，就算你不去想它，它也会因为你的老朋友一个个去世、你去医院探视病人和临终的人而来提醒你。这个朋友在做放射治疗，那个朋友在做化疗。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人摘除恶性皮肤瘤。人年轻的时候不会碰到这些。我记得我父母谈论他们的朋友病了或者要死了的时候，我并不理解他们，即使当时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我想，人体内一定有某种生物性的屏障，保证人不到一定的年龄，就不会真正明白死亡无时不在，压倒一切。即使当我父母开始失去最好的朋友的时候，我也只是听着，没有明白他们所失去的所有意义。现在我明白了。

今天意外看到一位中国当代作家写的书在美国出了英文版，书名Woman from Shanghai。封面上是一个穿旗袍的中国女人，只露出下半边脸。乍看我以为又是邝丽莎之类有华人血统的美国作家写的、给老外消遣的中国题材小说，或是卫慧之类的中国女作家写的通俗小说。仔细看看作者名Xianhui Yang， 天哪，这不是杨显惠吗？副标题是Tales of Survival from a Chinese Labor Camp，没错，正是那本《夹边沟纪事》。

出这本书的，是兰登书屋旗下鼎鼎大名的Pantheon出版社，也就是余华的美国出版商。前两天说到中国图书腰封的恶俗。Pantheon在这本书的包装上也够恶俗的。从书名到封面设计，编辑采取了最不动脑筋的做法：挑最能吸引普通美国人的中国元素。Shanghai，谁都知道吧；旗袍，中国女人的商标啊（可五六十年代哪个中国女人敢穿旗袍到处跑?）；再加上漂亮的中国女人红唇和封面上大大的“Woman”，愣是生拉硬拽，把书的定位完全往邝丽莎当红的小说Shanghai Girls上靠。

不知杨显惠先生看到这样的封面，会有何感想。现在许多中国作家都很愿意自己的作品在外国、尤其是欧美国家出版。然而有多少作家在授权的过程中知道怎样尽可能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引进出版国外的图书，对方在授权合同中往往注明：封面设计应送权利人审阅无意见后方可出版。建议中国作家在跟外国出版商的合同中也加上这一条。

美国编辑肯定不服气，也想不通。其实很简单。告诉他，夹边沟就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他就应该知道怎么给书名和封面定位了。

前些天，书痴“二锅头”兄发一链接，是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腰封腰封让人疯》。我跟他开玩笑：贵公司不是腰封大户么？“二锅头”兄哈哈一笑，可不是么，报纸上示众的腰封，鄙公司出产的确有不少。话说回来，二锅头颇为无辜地说：其实是书店要求加腰封，加了腰封吸引眼球，好卖！

最近，豆瓣上的“恨腰封”小组颇为热闹，多家媒体也跟进报道，倾向性还是挺明显的。两位挺熟的译者朋友，方柏林兄和孙仲旭兄分别发表了很中肯的意见。

方柏林：http://berlinfang.blog.163.com/blog/static/116670716200971333459318/

孙仲旭：http://lukesun.blogcn.com/diary,27545543.shtml

他们二位选择翻译作品往往都出于喜爱，因此对书的感情自然较深。

不过不管媒体和“恨腰封”小组里如何批判，恶俗的腰封恐怕难免。这有点像鸡同鸭讲，出版商加恶俗腰封的目的，是吸引尽可能多的潜在读者，而不是专业的媒体编辑记者和有阅读习惯的读者。其实仔细看好了，给书加恶俗腰封的，民营出版公司大大多于国营出版社。对他们而言，畅销就是硬道理，在没有获得平等的出版资格之前，品牌值几个钱？

媒体的报道往往会有一个搞平衡的意见：腰封本身没错，错的是在腰封上虚张声势夸大其词虚假繁荣欺骗读者。可是再往深里想，媒体上的报道，有多少是透过大大小小的书商、出版社发布的虚假信息调查到底，披露过真实数据，从而揭穿书商欺骗读者、欺骗公众的真相？往往是书商说什么，媒体报什么，根本不加核实。在我看来，这类假新闻更令人痛恨。

再来说腰封。一般认为，腰封这东西，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不过从腰封的制作用语和书封面封底的整体包装来看，这里可能受台湾出版界的影响更大一些（当然，台湾是受日本影响比较多）。譬如动不动找各路名人推荐（现在台湾的大众图书，没有名人推荐或撰写导读的，还有多少？），动不动罗列销量、排行榜名次、获奖名单。我当了五年的编辑，当然多少也干过一些这样的事，只是比较注意把握分寸，不夸张而已。

日本出版人鹫尾贤也在《编辑力：从创意、策划到人际关系》一书中曾有一节“书腰展现功力”专门谈腰封，都很朴实、实用。我抄几段：

“……书籍的出版量不断增加，书店平台的激烈战况难以想象，编辑强烈期待读者能拿起书、购买书，因此对于可能遭到读者随看随丢的书腰，依然认真看待。

编辑要从这几个观点来推敲书腰的文字：

——合适的内容说明
——意义、定位
——作者的辛劳、花费的时间
——作者的意图、热情、野心
——作者的卖点、经历介绍
——编辑的观点
——刺激读者的期待感
——文中的插图、照片
——封面设计的美感

……原则上，书腰文字由编辑拿捏，但是不能脱离作者的意图，不可以只凸显书腰，而必须配合正文。它毕竟只是吸引读者目光的广告文案，而有的编辑难免自以为是，装腔作势地做出一个孤芳自赏的书腰。因此编辑要有自知，不要特意在书腰上搞文学，一切都以凸显书籍本身为主。
    因为书腰空间有限，上面的文字以简短为宜，必须简洁易懂、强而有力、一语中的。书腰不是正襟危坐在桌前阅读的东西，只是为了在书店平台上展现效果，要让人看了以后觉得‘这书还真不错’。”

如果要惩罚写出恶俗腰封的编辑，罚他/她抄写一百遍这几段话，恐怕比较解气而有效。

有趣的很，欧美的图书很少看到东亚泛滥的腰封。这可能跟他们成熟全面的市场营销手段有关。也就是说，他们不需要借助腰封来告诉读者相关的广告信息。一般而言，欧美出版社会在图书出版一年前就已经制定好出版计划，出版时间甚至精确到具体日期（一本书是星期一上市，还是星期五上市，大有区别），封面设计、书稿定稿、给媒体、经销商、国际版权销售使用的重点书清样稿也提前好几个月准备好。对于重点书，灯箱、地铁、公交车身广告，铺天盖地，普通读者想不知道这本书也难。所以到书真正面世的时候，其实该知道的，读者都知道了，没有必要再加什么腰封了。

更何况，我相信国外作者不会允许出版社背着他们胡乱加不靠谱的腰封。国内的媒体上时常会爆出一些新闻，说某作家对书商在腰封上乱写而不满意，双方关系因此紧张闹决裂云云。这类新闻看多了，如果没有具体的下文，我倒宁愿相信这是作家配合书商、或者作家的不满情绪被书商利用制造新闻话题的虚假新闻。当然，被利用的还有媒体记者。

“80后作家”这个也提法现在已经有点滥大街了，好像按照年代来划分作家群体，确实是比较愚蠢的做法。然而接触欧美各国当代文学，我却发现一个现象，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有那么多创作力旺盛、水准这么高的高龄作家。如果查一下维基百科，我们会发现，当代美国最重要的作家，几乎都出生于1930年代。我在这里列一个表，把今年去世的约翰·厄普代克也计算在内：

托妮·莫里森   1931 
E.L.多克托罗   1931
汤姆·沃尔夫 1931 
约翰·厄普代克   1932
科马克·麦卡锡    1933
菲利普·罗斯   1933
唐·德里罗   1936
托马斯·品钦    1937
乔伊丝·卡萝尔·欧茨    1938

再看他们这两年的创作：托妮·莫里森去年出版了长篇小说A Mercy；E.L.多克托罗即将出版长篇小说Homer and Langley;汤姆·沃尔夫即将出版长篇Back to Blood；菲利普·罗斯即将出版长篇The Humbling; 唐·德里罗明年出版长篇Point Omega;至于超级高产的乔伊丝·卡萝尔·欧茨，除了今年一部长篇一部短篇集，还公布了2个长篇小说计划。

而近期最令我高兴的是，经过半年的等待，我将在《大进军》之后，继续出版多克托罗的作品，包括即将在美国出版的Homer and Langley。尽管有的朋友未必不同意，但读了《大进军》和他的另一部代表作Ragtime，我认定他是当代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作品中的大气和悲悯情怀，深得我心。

帅老头多克托罗

《凡人》出版后，我还是常常翻看。有天在家里又不知不觉翻开了。

真要我说这本书如何好，我又说不上来，也因为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也没有写译后记。尽管译成中文只有七万字，可我总感觉它很长，因为每一段文字都很丰富。有年轻的作家朋友觉得罗斯写得缓慢、啰嗦，情节设置也不新鲜。

其实，只有放慢阅读的速度，才会体会到人生的苦味。

以下这段是主人公与哥哥豪伊在父亲的葬礼：

 坟墓一侧有两把笔直的铁铲，铲头直直插进一大块土里。他本以为是掘墓工人留在那里，事后他们还得把坟墓填平。他曾想，如同他母亲的葬礼那样，每个追悼者会上前几步走到墓坑边，往棺材盖上投一块泥土，然后全都告辞，开车离开。但是他父亲请了拉比按照传统的犹太教仪式进行，而此刻他才发现，那些仪式是要求由追悼者，而不是由墓园派人或任何不相干的人来埋葬逝者。拉比事先已跟豪伊说过，可豪伊不知何故并没有告诉他，所以，他看到哥哥一身挺括的黑色西装，内着白色衬衫配以深色领带、脚上一双裎亮的黑皮鞋，走过去拔起铲子，掘了满满一铲子土。然后，郑重其事地走到坟头，站在那里想了片刻，铲子稍向下一斜，泥土便缓缓卸下。一碰到棺材木盖，便发出那种直入心魄的声音，任何其他声音都无可比拟。

豪伊又挥动铲子，铲头没入大约四英尺高、摇摇欲坠的金字塔形土堆。他们得把这些土都铲回坑里，直到把他父亲的坟填平，跟旁边墓园的地面齐平为止。

搬运这个土堆花了将近一个小时。亲朋好友中上了年纪的人不能挥动铲子，便抓起一把泥土往棺材上撒，也算出一分力。他自己所能做的也莫过于此，于是重体力活就落在豪伊、豪伊的四个儿子以及他的两个儿子身上——这六人都在三十岁上下，个个魁梧强壮。他们两人一组站在土堆旁，一铲一铲地，将堆起来的土填回坑里。每隔几分钟换一组人，他一度突然觉得，这个任务仿佛永远不会结束，他们仿佛永远都要在这里埋葬他父亲。他要尽最大努力使自己像他哥哥、儿子、侄子们一样投入地参与这种直接的、残酷的埋葬，所能做的就是站在坟墓边，看着泥土逐渐包住棺材。他一直看，直到泥土快漫过棺材盖——这上面只刻了一颗大卫星作为装饰——他接着看，看泥土开始铺满棺材盖。他父亲不仅仅是躺在棺材里，还是躺在那么多泥土的重压下，他忽然看到父亲的嘴巴，好像并没有棺材，好像他们投进墓坑里的泥土直接落在他身上，填满他的嘴，蒙蔽他的眼，堵塞他的鼻孔，隔绝他的耳朵。他想叫他们停手，命令他们到此为止——他不想让他们盖住他父亲的脸，阻断他吸收生命力的通道。从我出生起，我就一直看着这张脸——不许掩埋我父亲的脸！可是，这些强壮的小子，他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节奏，既不能停，也不愿意停，即使他蜷起身子自己跳进坟墓命令葬礼终止，他们也不会停。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他们。他们只会继续铲土，把他也埋了，如果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这么做。豪伊站在一边，额头沁满汗水，看着六个堂兄弟矫健地干完活，目标明确，速度惊人，不像是一场过时葬礼上背着沉重包袱的追悼者，而像是老派的工匠在朝炉子添柴火。

许多年长者此时都在流泪，相互扶持。土堆消失了。拉比走上前，双手认真地抹平地面，然后用手杖在松软的土上画出坟墓的范围。

他眼看着父亲一寸一寸地从这世界上消失。他被迫从头到尾参与全过程。这就像第二次死亡，可怕程度丝毫不亚于第一次。他突然一阵激动，思绪穿过层层人生的沉淀，来到在医院里的那些时刻，父亲先后第一次抱起襁褓中的三个孙儿女，带着同样克制着喜悦的生动眼神端详，先是兰迪，再是隆尼，最后是南希。

他站在那里看着手杖在地上画的线，好像是给小孩做游戏画的。南希张开双臂抱着他，问：“你没事吧？”他紧紧抱着她，说：“嗯，我没事。”接着他叹了口气，还笑了，说：“我现在算是知道被埋葬是怎么回事了。到今天才知道。”“我这辈子还没经历过今天这么令人心寒的事。”南希说。“我也没有。”他对她说，“该走了。”他和南希、豪伊走在前头，带领着追悼者们缓缓离开，尽管他还无法将今日所见所想从自己心里清空；双脚在往外走，心还是盘旋回来。

他们还在填平坟墓的时候刮起了风，所以，在他们离开墓园许久、回到纽约，他的嘴里依然带着泥土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