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周去北京,有个活动。介绍如下,欢迎参加。我会带去20本各种原版书,作为奖品送给参加活动的读者。明天公布这20本书书单和细则。

     

    “每个孩子的心中都有一头野兽”

    ——戴夫·艾格斯、黄集伟、阿甲谈《野兽国》

    主办:

    上海99读书人、企鹅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库布里克书店

    时间:2011年1月25日星期二 19:00-20:30

    地址:北京东直门香河园路1号当代MOMA T2座 北京库布里克书店/咖啡。

    嘉宾:

    戴夫·艾格斯:美国著名作家、文学出版人,《野兽国》电影编剧及小说作者

    黄集伟:著名出版人、作家,接力出版社副总编辑

    阿甲:著名儿童阅读推广人,红泥巴读书俱乐部创始人

    主持:

    彭伦:上海99读书人副总编辑、戴夫·艾格斯作品系列策划。

         美国艺术家莫里斯·桑达克1963年出版的《野兽出没的地方》是美国划时代的儿童绘本经典。书中的野兽虽然一度“吓坏”了一些颇有些“神经质”的成年人,却被孩子们无比热情地接纳。几十年过去了,它依然深受广大儿童喜爱,全球销量达到1900万册。2003年,电影导演斯派克·琼斯找到美国著名作家戴夫·艾格斯,邀请他参与把《野兽出没的地方》改编成真人版电影《野兽国》。2009年,《野兽国》在世界各地公映,受到全球影迷的喜爱。在斯派克·琼斯和莫里斯·桑达克的建议下,戴夫·艾格斯又将电影剧本改编为小说。

        应上海99读书人公司和英国企鹅出版集团中国公司的邀请,戴夫·艾格斯将于1月24日至29日访问北京。他将就《野兽国》、儿童阅读推广、独立出版等话题与著名作家黄集伟、《野兽出没的地方》译者阿甲以及中国读者深入交流。

     

    关于戴夫·艾格斯,我写过一篇小文章:

    在如今这人人嚷嚷电子书、手机书、网络书的世道,谁要说纸质书永远不会消亡,恐怕要被视为怪物。不过近来美国就冒出这样一头怪物,不仅认定纸质读物永远不会消亡,还注册一个新的e-m ail地址,扬言谁若对此感到悲观,尽可给他写信,他会告诉你“你错了。”

    这个名叫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的人的确是美国文坛、出版界的异类。他大学没念完,却办文学杂志、开出版社、写书、写专栏、写电影剧本,还创办青少年写作指导中心,精力充沛,39岁已经把一个文化人能做的事情几乎都做遍了。

    他是有理由对“纸质读物必将消亡”的论调说不的,因为他有826 National的经验。826 National是戴夫·艾格斯和朋友一手创办的非营利性青少年写作指导中心,目的是指导6-18岁的孩子学习写作技巧,培养阅读习惯,让他们喜欢读书写字。自2002年在旧金山创办第一家写作中心826 Valencia以来,七年间已经在全美七大城市成立分部。“我每天都看到他们对于纸质读物的热情与任何时代都并无二致。关于没有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再读书的报道,太夸张,也总是缺乏事实依据。”自从今年5月在一次小型作家聚会上埃格斯公开邮件阐明观点后,他的言论被人搬上了网络,许多人纷纷给他写邮件,于是他索性在《纽约客》写了一封公开信,详谈这个问题。因为他对儿童的公益事业,2007年,亨氏家族基金授予他25万美元的亨氏奖,表彰他个人在艺术人文领域的贡献。难能可贵的是,他将这笔钱全部捐献给了826 National。其实他并不富裕,当时他所创办的独立出版社McSweeney‘s也刚刚度过一次空前的财务危机。

    戴夫·艾格斯对孩子的爱,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1991年,还在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念书的艾格斯遭逢不幸:父母双双因癌症去世。当时他哥哥工作繁忙,姐姐还在念法学院,还有一个8岁的小弟弟。艾格斯决定中止学业,和女友带着弟弟独立生活,用父母留下的遗产供弟弟上学,自己做些零工谋生,譬如为一些报纸做图像设计。后来他和朋友一起收购了一份当地免费报纸,最终将它改造成讽刺杂志Might。2000年,艾格斯将自己这段又当哥哥又当爸的经历写成回忆录《怪才的荒诞与忧伤》(A Heart-breaking Work of Staggering Genius),一炮走红,不仅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冠军,还被《时代周刊》等媒体评为年度好书,入围普利策奖,可谓名利双收。

    可能是因为对新闻写作的兴趣,戴夫·艾格斯的书常常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素材是真实的,但为了艺术性和可读性的需要,加以一些虚构的对话、增删人物等手段。这在形式上倒有点像这里过时了的报告文学。

    戴夫·艾格斯的这一写作特点在2006年引起轰动的作品《什么是什么》(What is The What)中展现得淋漓尽致。2003年年初,艾格斯在亚特兰大结识了一个苏丹来的年轻黑人瓦伦蒂诺·阿沙克·邓。邓是几十万苏丹“迷途少年”中的一员,7岁起就在苏丹内战中被迫离开父母,跟随大批难民逃难,在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国的难民营长大,最后辗转来到美国,又遭逢抢劫。一席长谈后,邓希望艾格斯能够执笔为他写一本自传,把苏丹人所经历的苦难告诉全世界。艾格斯深受感动,答应下来。两人合作的方式是由邓口述,埃格斯整理,根据写作需要取舍情节、虚构对话。所以书虽然副标题叫“瓦伦蒂诺·阿沙克·邓自传”,归类上却是小说。

    2006年秋天,《什么是什么》一书出版当天,“瓦伦蒂诺·阿沙克·邓基金会”也宣告成立。因为两人约定,这本书的所有收入将捐给苏丹难民。基金会的主要使命就是筹资在邓的家乡为孩子建造教育设施。《什么是什么》情节曲折,诙谐坦诚,赢得广泛好评。最近传出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很喜欢这本书,更大大刺激了该书的销量。

    至于我们,能够因为出版它的中文版而间接为非洲的孩子做点什么,也感到高兴,也为拥有这样的作家而自豪。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09年9月26日号)

  •       1972314晚上,有个男人爬上米兰郊外的一座高压电线塔安放炸弹。不知为何他从塔上掉下来。他的尸体被附近一户农民的狗所发现,一条腿已被炸掉。第二天的报纸报道说有一不明身份的恐怖分子在安放炸弹时失手身亡。然而,他的身份很快得到证实并震惊全世界:他是费尔特利奈里。

    大多数读者大概第一次听说吉安贾科莫·费尔特利奈里(Giangiacomo Feltrinelli)。然而在国际出版界,这个名字,象征着最纯粹、最先锋的文学出版。仅凭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兰佩杜萨的《豹》这两部二十世纪不朽名著,吉安贾科莫·费尔特利奈里就值得被人永久怀念。

    几年前,我翻译出版《我与兰登书屋》后,我们规划的“出版人书系”渐渐为国际出版界的朋友所知。有一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一位有心的版权代理人很兴奋地跟我说,她发现一本出版家传记,很适合收入“出版人书系”。不久,她便将这本书寄来:《菲尔特利奈里:一个财富、geming与暴死的故事》。

    吉安贾科莫·费尔特利奈里的传奇实在令人着迷。他1926年生于意大利巨富的贵族世家,这个家族经营意大利最庞大的木材生意,后来涉足建筑、电力、纺织和银行。然而,这位少爷却背叛了他的家族所代表的阶级。他从小接触家族企业的工人、职员,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享受他这样的特权,只能为大资本家和地主卖命。于是17岁那年他就离家出走了,二战后期,理想主义青年费尔特利奈里加入了意大利GCD抵抗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的组织,并在1945年正式成为意共dangyuan。两年后,他继承了家产,便大举资助意共的活动。他甚至建立了费尔特利奈里图书馆,专门收集马恩著作和国际劳工运动书籍,向左派人士开放。图书馆名气之大甚至引来苏联人,希望他提供一些图书。

     

    费尔特利奈里与卡斯特罗

     

    费尔特利奈里沉迷文艺。1954年底,他以自己的姓氏为名,创立了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的自传。出版社成立后不久,在罗马经营意共书店的党内同志塞吉奥·德安吉罗因为要去莫斯科电台工作,向费尔特利奈里提出可以为他物色优秀的苏联小说。德安吉罗到莫斯科后不久,就听说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部时间跨度长达七十多年、一直写到二战结束的小说《日瓦戈医生》。遵照费尔特利奈里的指示,他很快跑到帕斯捷尔纳克家中拜访。帕斯捷尔纳克当时很低落。因为书稿他早已寄给官方出版社,一年来杳无音讯,他预感形势不妙。所以在吃惊地接待完德安吉罗的最后,他开玩笑说:“欢迎你今后来参加我的处决仪式。”

    通过德安吉罗这条秘密渠道,费尔特利奈里拿到《日瓦戈医生》书稿,并请俄语专家茨维特列米奇审读。后者几天后就发来报告,结论说:“不出版这样一部小说,是对文化的犯罪。”费尔特利奈里迅速以当时意大利出版界最高的15%版税,与帕斯捷尔纳克签约。1956年,《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轰动全世界。《日瓦戈医生》导致了费尔特利奈里与党的决裂。苏联当局逼迫帕斯捷尔纳克给费尔特利奈里写信申明协议失效,甚至在1957年年底派苏联作协主席苏尔科夫在访问意大利时找他,要求他出《日瓦戈医生》删节版。

    《费尔特利奈里:一个财富、geming与暴死的故事》的作者,是费尔特利奈里的儿子卡洛·费尔特利奈里。父亲去世时,他才10岁。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他和许多读者一样困惑:何以父亲会走上这样的人生?1972年高压电塔上的爆炸,是意外失手,还是自杀?如今早已继承家业的卡洛为父亲写这本书,试图为自己,也为读者寻找答案。

    费尔特利奈里一家。费尔特利奈里去世后,他的妻子英格执掌费尔特利奈里出版社和费尔特利奈里书店,也是备受国际出版界尊敬的出版人。图中的漂亮孩子,就是如今费尔特利奈里出版社的掌门人,卡洛。

    (原载杭州《都市周报·文艺手册》2010年11月4日。篇幅所限,无法展开。)

  • 最近一则消息在许多出版业同行和读者心中激起巨大的涟漪:新京报记者从马尔克斯的经纪人卡门·巴尔塞斯(Carmen Balcells)处证实,《百年孤独》的中文版权已经授权新经典文化公司。

    其实早在半年前,此事大局已定。

    读者惊讶于,原来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出版的所有版本的《百年孤独》,都是未经作者授权的“海盗版”;业界惊讶于终于有人咬牙拿出100万美元预付金豪赌一把。

    自从1992年中国签署国际版权公约,有多少出版社前赴后继想获得马尔克斯的授权正式出版《百年孤独》?至少凡是涉及外国文学的出版社和出版公司都动这个脑筋,谈判从未停止。有的请西班牙语学者在巴塞罗那访问、讲学时找卡门·巴尔塞斯谈,有的联系哥伦比亚大使馆,指望通过官方渠道“搞定”马尔克斯。甚至有出版社提出愿意补偿过去未经授权所出版的《百年孤独》版税。然而,卡门老太太始终不为所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她与马尔克斯结伴访问北京、上海,对中国的出版环境留下了太坏的印象,终于不耐烦了,索性开出高价吓退对方。

    卡门·巴尔塞斯生于1930年,在她巅峰时期,以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富恩特斯为首的拉美现代派作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拉美文学爆炸的奇观。卡门·巴尔塞斯引领潮流,将二十世纪最卓越的拉美作家延揽旗下,把他们推向欧洲和北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耕耘,卡门·巴尔塞斯一手创办的公司,已经成为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最重要的文学经纪公司,她也被称为“超级经纪人”,至今仍是公司重要业务的决策者。国际出版界流传着这样一则轶事:某位美国著名文学经纪人觊觎卡门·巴尔塞斯辉煌的作者名单,见她年事已高,飞到巴塞罗那跟老太太谈收购。卡门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很贵?”该经纪人答:“钱不是问题,我跟美国银行界很熟,随时都可以贷款。”卡门笑道:“如果是这样,那还是我用现金来收购你吧!”

    三年前的伦敦书展后,我独自从伦敦飞往巴塞罗那,名义上是应加泰罗尼亚雷蒙·约尔学院之邀,参加一个国际出版人访问计划。更重要的任务是去谈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版权。那个夜晚,我在巴塞罗那一家百年老饭店的顶层露台上,与卡门·巴尔塞斯公司的版权经理卡门·佩尼拉详谈。我问她,抛开价格问题不谈,《百年孤独》究竟何时才有可能授权呢?她说:至少三四年,马尔克斯是卡门·巴尔塞斯公司的基石,他们绝不能轻易授权。他们鼓励中国出版社先出版他们其他作者的作品,留有充足的时间观察几家出版社的表现。事实上,卡门·巴尔塞斯始终在研究中国市场,甚至派卡门·佩尼拉去德国参加一个分析中国出版业的培训课程,也授权《百年孤独》片段收入中国的语文课本。

    100万美元,出版者笑得出来吗?反正,八十岁的老太太笑到了最后。

    (《都市周报》2010年9月30日)

  • 既然马泰家族的卡拉瓦乔藏画中,唯独《逮捕耶稣》不见了踪迹。那么,1802年苏格兰人汉米尔顿·倪兹贝特从马泰家族低价买走的那幅署名“夜间的希拉尔德”的《囚禁耶稣》,是不是就是《逮捕耶稣》呢?伟大的卡拉瓦乔研究权威罗贝托·隆基早在1967年就做出了这个大胆的推论。那幅画的标签可能被偷懒的记账人写错了;也许,《逮捕耶稣》的真迹就在不列颠群岛的某个地方。

      为卡拉瓦乔绘画在现代复兴做出开拓性贡献的隆基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逮捕耶稣》。弗兰切丝卡怀着他的遗愿和留下的线索,到伦敦留学一年。在英国的这段日子,她查找各种绘画目录,探访苏格兰国家肖像美术馆、档案馆,请教同行学者,终于查到倪兹贝特家族收藏的署名“希尔拉德·宏多斯”的《被背叛的耶稣》,于1921年4月16日以8几尼的低价被拍卖。然而,当年的拍卖行早已关门,没有留下任何档案。已经追查出《逮捕耶稣》三百二十年历史的弗兰切丝卡,就此失去了线索。

      冥冥之中似有天意。一个月后,在爱尔兰海对岸的都柏林,这幅《逮捕耶稣》的编年史引来了新的转折。

      1990年8月,都柏林圣纳伊爵耶稣会向邻近的爱尔兰国家美术馆求助,希望他们派人修复耶稣会会所的几幅旧画。当修复师本尼德迪看到会所中陈列的七八幅画,目光立刻被镀金画框的那幅最大油画所吸引。他细看画中耶稣和犹大的脸,登时想到卡拉瓦乔。他压制住心头的激动,将画带回美术馆仔细研究。本尼德迪是怀才不遇的意大利修复师,一心想在不列颠诸岛发现什么重要画作在艺术界一举成名。他读过当时关于卡拉瓦乔的所有资料,包括罗贝托·隆基谈卡拉瓦乔的文章。耶稣会会所的这幅画,让他想起了隆基文章中提到过的《逮捕耶稣》。他发现画框下方有一块木牌,当他擦掉一些尘垢,上面写着:“被背叛的耶稣(夜间的希尔拉德)”。

      本尼德迪找到了弗兰切丝卡和劳拉写的论文,也和弗兰切丝卡一样,去了苏格兰,找到了相同的线索,最后他确信,自己手里的这幅《逮捕耶稣》,正是当年倪兹贝特的收藏,两百多年来署错了作者的名字。本尼德迪设法联系上弗兰切丝卡。卡拉瓦乔这幅失踪的名画,终于水落石出。

      1993年,爱尔兰国家美术馆公开这一震动世界艺术界的发现,美国纪实作家乔纳森·哈尔为《纽约时报杂志》写了一篇长文,介绍这幅画曲折的发现过程。2000年,他去罗马的美利坚学院访问数月,于是遍访罗马、都柏林、伦敦的当事人,将当年的文章改写成书《失踪的名画》(The Lost Painting: The Quest for a Caravaggio Masterpiece)。

      乔纳森·哈尔在书中说:“有时候,当你去寻找一样东西,结果会发现另一样东西更美好,那是对你用心寻找并坚持到底的奖赏。”

  • 199311月,爱尔兰国家美术馆邀集了全世界的卡拉瓦乔研究专家,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研讨会,正式向外界公开,失踪了两百多年的卡拉瓦乔《逮捕耶稣》真迹,由该馆发现并将永久收藏。一时引起全球艺术界轰动。

    一幅卡拉瓦乔的画,何以轰动?因为历尽两百多年的被鄙弃和冷落,艺术风潮辗转轮回,巴洛克时代的绘画二战以后重新走红了,而其中最炙手可热的,便是巴洛克艺术的代表人物卡拉瓦乔。卡拉瓦乔身世离奇,39岁客死他乡。目前已知的卡瓦拉乔真迹不超过八十幅——也有人认为最多只有六十幅。随便一幅卡拉瓦乔作品,要价至少也得四五千万英镑。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有一位年仅29岁的意大利姑娘弗兰切丝卡也作了发言。正是她,发现了《逮捕耶稣》存世的蛛丝马迹。

    事情得从1989年说起。当时,弗兰切丝卡还是罗马大学艺术史系硕士研究生。她和同学劳拉一起,参加了一个为卡皮托林美术馆藏画编目、记录的项目,她们的任务是搜集文献资料,为辨明两幅卡拉瓦乔作品《圣约翰》真伪提供史料证据。在这过程中,她们发现有一位德国学者在二十多年前曾经在论文中提起,卡皮托林美术馆所收藏的《圣约翰》最初的主人是曾经庇护卡拉瓦乔的罗马贵族齐里亚科·马泰。于是她们顺藤摸瓜,依据那位德国学者在一条注解中向“归里奥·安提西-马泰公主”致谢,居然找到了这位仍然在世的齐里亚科·马泰后代,以及位于意大利海滨的马泰家族档案室。

    正是在这个几乎完全未被整理利用的家族档案中,两个姑娘不仅发现了《圣约翰》的纪录,更意外发现齐里亚科·马泰曾经向卡拉瓦乔“购买一幅描绘夜宿在花园中被逮捕的画”。熟悉卡拉瓦乔研究状况的弗兰切丝卡立刻判断出,这,便是艺术史家传说中卡拉瓦乔被摹仿最多的画作之一《逮捕耶稣》:“犹大亲吻耶稣后,把双手放在耶稣的肩上,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伸出手臂,包着盔甲的手抓向耶稣的胸口;耶稣从容而谦卑地站着,双手在身前交扣;在他身后,圣约翰张开双臂逃走。”这是艺术评论家皮特若·贝洛里于1672年在马泰大宅亲眼目睹《逮捕耶稣》后所作的描述。

    然而在马泰家族两百多年的财产清册中,这幅《逮捕耶稣》不仅画名不完全一致,到了1793年的记录中,作者更从卡拉瓦乔突然变成了“夜间的希尔拉德”,连画的尺寸都发生了变化。弗兰切丝卡想起另一份文献记载,180221日,苏格兰富商汉密尔顿·倪兹贝特从马泰家族手中购得6幅油画,交易清单上的第一幅,便是作者署名“夜间的希尔拉德”的《囚禁耶稣》。有学者考证,“夜间的希尔拉德”是卡拉瓦乔死后来到罗马的荷兰画家宏多斯的绰号。卡拉瓦乔的那幅《逮捕耶稣》到哪儿去了呢?

  • 从前几年托宾的《大师》开始,我们便与爱尔兰当代文学结下了缘分。陆续签下了托宾、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约瑟夫·奥尼尔(Joseph O'Neill)、科伦·麦凯恩(Colum McCann)、克莱尔·吉根(Claire Keegan)等人的作品。这其中,克莱尔·吉根最年轻,生于1968年,也是唯一的女性。

    克莱尔·吉根是谁?

     在当代世界文坛,只专注于短篇小说创作,并获得国际声誉的作家并不多。爱尔兰年轻女作家克莱尔•吉根是其中备受国际文坛关注的后起之秀。只凭两部短篇小说集,她已跻身世界一流短篇小说家之列。6月16日至20日,这位当代爱尔兰新生代作家代表人物、爱尔兰文学艺术院(Aosdána)院士将首次访问上海,并作为6月17日上海世博会爱尔兰国家馆日唯一特邀作家,在爱尔兰馆为到访的爱尔兰总统和广大中国观众朗读其小说片段。其首部短篇小说集《南极》中文版,也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同时推出。

     

    克莱尔•吉根生于1968年,现年42岁。她出生于爱尔兰东部海岸上的威克洛郡(County Wicklow)乡间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大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十七岁时,她即远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洛约拉大学,主修英语和政治学。1992年她回到爱尔兰,再相继到威尔士加迪夫大学和都柏林三一学院攻读创意写作硕士课程。1994年她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时,发现自己在这方面可能具有潜力,她的短篇小说相继获得两个爱尔兰短篇小说奖——弗朗西斯•麦克马努斯奖和威廉•特雷弗奖。在弗朗西斯•麦克马努斯奖的颁奖仪式上,她认识了爱尔兰有影响的作家、编辑戴维•马库斯。后者读过她的获奖小说,印象深刻,便问她还有没有其他短篇。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极》(Antarctica)就这样经戴维•马库斯的介绍而于1999年出版了。《南极》以简洁、冷峻的笔调描写了爱尔兰许多普通人之间的情感、日常生活戏剧冲突,深受评论界好评,被称为具有雷蒙德•卡佛、威廉•特雷弗等短篇小说大师作品的神韵,为她赢得2000年度鲁尼爱尔兰文学奖这一爱尔兰文坛重要奖项以及《洛杉矶时报》年度图书奖。
    克莱尔•吉根的创作极为严肃认真。一直到2007年,她才推出第二部短篇小说集《走过蓝色田野》(Walk the Blue Fields),同样深受英语文坛好评。美国著名作家理查德•福特(Richard Ford)将它选为他个人的年度好书。

    还是理查德•福特,又于2009年6月将由他担任评委的戴维•伯恩爱尔兰写作奖颁给了克莱尔•吉根的中篇小说《养女》(Foster)。这篇小说在2009年2月15日号《纽约客》杂志发表,感动了众多读者。小说讲述一户爱尔兰农民家庭因为生了太多小孩不堪重负,将一个小女儿送给一户农庄主抚养。小女孩在新家里渐渐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关爱,但是,一朝知晓真相,她还能拥有幸福的新生活吗?

    克莱尔•吉根曾经谈到曾经影响过她的前辈作家,由于她在美国念完了大学本科,因此,她读过大量美国南方作家如弗兰纳里•奥康纳、尤朵拉•韦尔蒂、威廉•福克纳等人的作品,此外,她也深受几位北美的短篇小说大师如美国的约翰•契弗、雷蒙德•卡佛、理查德•福特,加拿大的艾利斯塔尔•麦克劳(Alistair MacLeod)、艾丽丝•门罗、阿特伍德等人影响。而对她影响最大的,则是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

    关于克莱尔·吉根的一些花絮

    ——《南极》中的短篇小说《千万小心》曾被村上春树收入其主编的《生日故事》。

    ——克莱尔·吉根曾于2002年访问上海,参加首届上海国际文学节。

    ——克莱尔·吉根2009年在戴维·伯恩爱尔兰写作奖的颁奖礼上说,她迟至当年2月参加评奖的截稿日那一天才去寄稿子。但是那天下大雪,她无法开车去邮局,于是她步行穿过积雪覆盖的田野,直到看到一口邮箱。她非常担心邮递员会因为恶劣的天气而不来开信箱。所幸,邮递员很尽责。在被问到如何使用25000欧元奖金时,她说她会先买一只新的书桌。

     克莱尔·吉根作品在中国

    《南极》,姚 媛 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7月版

    《走过蓝色田野》,马爱农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99读书人 2010年9/10月版

     克莱尔·吉根访问上海期间部分公开活动

    6月17日星期四下午16:30-18:00
    克莱尔·吉根对话陈丹燕
    地址:季风书园陕西南路店
    活动后还有作家签名售书。活动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参与

    6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00
     复旦大学外语学院 克莱尔·吉根座谈会
    嘉宾:爱尔兰文学交流会(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主任 Sinéad Mac Aodha女士
    主持:复旦大学外语学院 谈峥教授
    地址:复旦大学文科楼二楼会议室(conference room)
    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参与

    6月19日星期六下午13:30-15:00
    克莱尔·吉根与中国读者见面会
    嘉宾:爱尔兰文学交流会(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主任 Sinéad Mac Aodha女士
    主持:青年小说家、译者 于是
    地址:上海虹桥国际图书馆,上海市天山路3568楼(地铁2号线威宁路站1号出口)
    免费对外开放,欢迎参与

    6月19日星期六下午13:30-16:00
    克莱尔·吉根英文朗读会
    地址:米氏餐厅(M on the Bund) 广东路20号外滩5号7楼(近中山东一路)
    费用:65元(含饮料)

  • 《异想天开:蔡国强和农民达芬奇》 王寅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

    讲座预告:
    《和蔡国强一起寻访农民达芬奇》
    主讲:王寅
    时间:5月8日 15:00-16:30
    地点:上海·外滩美术馆{中实大楼一楼大厅(从虎丘路经博物院广场进入)}

    《异想天开》后记:今年的油菜花和往年多么不同
        
      一月下旬的一天,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孙瑞岑在网上告诉我,他们要与蔡国强开展一系列的合作,想找一名记者和蔡国强去各地走访一些农民发明家,为5月在上海的“农民达芬奇”展览及出书做准备。问我有没有很合适的人推荐。
      我毫不犹豫地毛遂自荐。
      后来不断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题目?
      我的回答是,我很好奇,一个艺术家的成功自有其必然性,对蔡国强的好奇,促使我接下了这个活儿。
      3月3日,我在北京沙滩的一个四合院里见到了蔡国强。说着一口福建口音普通话、每每把“飞机”说成“灰机”的蔡国强热情、爽朗、与人一见如故。
      在随后的10天时间里,我随同蔡国强的下乡团队从北到南开始了旋风般的旅行,几乎每天进出航空港,每天换一个城市,不断延误的航班,不断延误的晚餐和睡眠时间,临近子夜才吃上晚饭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如此高速的运转和紧张的寻访,在我还是第一次。蔡国强也是首次邀请一个记者在旅途中同行。
      在寻访过程中,蔡国强体现了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出色的运筹能力,灵感的火花时时闪耀。在与农民发明家的交流过程中,蔡国强是一个亲切的提问者,也是一个耐心的倾听者,他与农民们生动深入的对话,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我和蔡国强也很快达成了默契,用作录音机的itouch随时处于待命的状态,在路边、车上、饭桌上、候机厅里,见缝插针的对话随时进行。我更愿意把这样的对话看作朋友之间的聊天,而不是简单的工作采访,一开始聊的话题与当天所寻访的农民发明家及其环境有关,渐渐地超越了“农民达芬奇”这个展览,扩展到蔡国强的艺术观和人生观,扩展到他的家庭和他的生活细节。
      回到上海,在复听采访录音时,我一次次被拉回到了旅途之中,耳机里传来各种被放大了的声音──杯盏碰撞的声音,各地的方言,笑声和喧闹声,在崎岖的山路上车轮颠簸的声音。在绵阳的车上,下乡团队成员响亮的鼾声甚至盖过了蔡国强回答采访的声音。
      累计的录音长达12小时,这样的对话真是十分奢侈,因为在旅途中与被采访对象进行如此长时间的连续对话,对于任何一个记者来说,都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更何况还可以近距离地观察蔡国强,并且深入他敞开的情感世界。
      这是一本在极短的时间里策划完成的书,但是这本书的独到价值在于让人们了解今天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看到一个大型展览像教科书一般从策划、筹备、实施,到最后完成的完整过程,更可以看到一个成熟艺术家对待艺术和人生的真诚态度。很少有当代艺术家如蔡国强这样清醒,这样具有自省能力,这样敢于审视自我的内心世界,丝毫不避讳自己身上的矛盾、痛苦,甚至彷徨,蔡国强作品中的力量也来源于此。
      寻访归来,我对蔡国强的好奇有增无减。也许并不能指望一次短暂的旅行就能得到解答。正因为这样,我非常愿意继续做一个提问者和记录者,就像艾克曼之于歌德,雅努施之于卡夫卡,尽管我不及他们的千分之一。
      首先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辑刘瑞琳和她率领的年轻团队,没有他们的创意,就不会有这本十分特别的书。感谢编辑杨静武,他的耐心和宽容缓释了我身上的压力,让我在有限的时间里从容完成此书。
      感谢蔡国强,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旅途中,他的谦逊和勤勉,他的细心周到,他始终饱满的热情,让我学到很多。
      感谢旅途中寻访的每一位农民发明家,他们的倔强、乐观、创造力和对梦想的憧憬让我的敬意油然而生。
      感谢农民问题专家张鸣和卢跃刚,在下乡之前,他们对中国农村历史和农民现状的精辟介绍让我受益颇多。
      感谢下乡团队的全体成员,这个来自五湖四海、临时组合的集体自始至终为融洽和快乐的气氛所环绕。
      感谢摄影师林毅提供了在旅途中拍摄的精彩照片,为本书增色不少。
      感谢蔡国强的助理蔡灿煌和李依桦,我与他们之间顺畅及时的沟通确保了本书的质量。
      感谢我服务的报社在工作时间和报道版面上给予的慷慨支持。感谢新闻助理阮丹收集整理了丰富的背景资料,并且协助整理了部分采访录音。
      感谢曾琼和“艺术场”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感谢龚彦、洪亦非、肖恩明和詹那达等诸多朋友对本书的关心和帮助。
      感谢itouch帮助我记录下诸多珍贵的时刻;感谢我的笔和笔记本,在听到精彩段落忘记按下录音键的时候,让我在纸上完成了记录。
      感谢旅途中的风霜雨雪以及每一次停顿(这些停顿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地必要),感谢田野里灿烂耀眼的油菜花(今年的油菜花和往年多么不同),感谢我们经过的每一个村镇和每一条河流。
      最后要感谢这十五天被拉长了的分分秒秒,让我完成了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王寅
      
      2010年4月1日

  • 进入2010年,意大利巴洛克时代绘画大师卡拉瓦乔(1571—1610)的名字又频频见诸国内外媒体。2月20日,汇集世界各地24幅卡拉瓦乔真迹的卡拉瓦乔逝世四百周年纪念大展,在罗马的意大利总统府斯库德列展厅(Scuderie del Quirinale)开幕。这次展览将延续到6月13日。

    3月18日,上海世博会意大利馆宣布,这次大展上展出的两幅卡拉瓦乔作品《捧果篮的男孩》和《水果篮》,将直接从斯库德列展厅运抵上海。这是不是卡拉瓦乔的真迹有史以来第一次到中国展出呢?


    《捧果篮的男孩》(约1593年),罗马波格塞美术馆(Galleria Borghese)


    《水果篮》(约1599年),米兰安布罗西安图书馆(Biblioteca Ambrosiana

    就在近两年前,乌克兰还发生过这样一桩和卡拉瓦乔有关的事情:

    2008年7月29日(星期二)18:00至7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00之间,乌克兰黑海边的敖德萨东西方艺术博物馆,发生了一桩奇怪的窃案。有一个(或一群)窃贼卸下一扇窗玻璃,潜入博物馆,并避开馆内陈旧的警报系统,进入一间展览大厅,将卡拉瓦乔的一幅作品《逮捕耶稣》(又名《犹大之吻》)从画框中割下,再经博物馆楼顶逃之夭夭。

     

    同城的敖德萨艺术博物馆副馆长维达利·阿布拉莫夫评论道:“这是一场文化灾难,一个民族悲剧。在前苏联很少有如此水准的画作。你简直不能为它估价,我说的不是钱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无价的。”

    奇怪的是,到了这年年底,有小道消息传出,说乌克兰内务部已经找到了这幅失窃的名画。然而,究竟有没有找到,却不见确凿的报道,迟迟没有下文。一直到今年3月中旬,敖德萨东西方艺术博物馆馆长弗拉季米尔·奥斯特罗夫斯基忽然告诉乌克兰独立新闻社,他收到一份匿名信,称那幅失窃的画正在莫斯科一个网站拍卖,标价两百万美元。奥斯特罗夫斯基说这个标价很离谱,卡拉瓦乔的那幅画价值应该在一亿美元左右。

    两年前的窃贼事后可能无比后悔,因为无论是维达利·阿布拉莫夫还是奥斯特罗夫斯基,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个事实,并夸大了这幅画的价值:敖德萨东西方艺术博物馆的这幅《逮捕耶稣》,早已经随着1993年另一幅《逮捕耶稣》的发现,而基本被国际艺术史学界认定为摹本。敖德萨的这幅画,既无法卖出高价,也很难找到买家,因为它太有名了。

    真正的《逮捕耶稣》,自1990年起,就被收藏在爱尔兰都柏林国家美术馆,眼下,正在罗马的卡拉瓦乔逝世四百周年纪念大展中展出。


    《逮捕耶稣》(1602),爱尔兰国家美术馆

    (未完待续)

  • 前几天写了《加斯东·伽利玛》里面关于伽利玛与竞争对手阿尔班·米歇尔在腰封上闹纠纷的轶事。上周恰好读了即将出版的“99出版人书系”之四《阿尔班·米歇尔:一个出版人的传奇》书稿,发现里面对这件事情有更详细地讲述。而且《加斯东·伽利玛》中说加斯东打算起诉阿尔班·米歇尔,但好像不了了之,而《阿尔班·米歇尔》中则写了,两人还真打了官司!

     

     今天的法国文学出版界,仍然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一代卓越的出版人奠定的格局:伽利玛、阿尔班·米歇尔、格拉塞、弗拉马里翁、德诺埃尔、法亚尔……创始人早已去世,他们的名字还印在书上,作为出版社名称代代相传。这其中,阿尔班·米歇尔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物。

    与加斯东·伽利玛出身富人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不同,比他大8岁的阿尔班·米歇尔来自外省山区的一个小镇医生家庭。中学会考口试得了零蛋的阿尔班·米歇尔,十八岁就揣着区区三百法郎,跟着同乡的法国出版家弗拉马里翁来到“堕落和沉沦之都”巴黎,在露天书摊当学徒,步步升职担任书店经理,最后独立创办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因为是从图书销售终端底层闯出来的,阿尔班·米歇尔对书的市场判断异常敏锐准确。他说,只要会卖,什么书都卖得掉:“胡乱地卖书,这谁都做得到。但能不能卖给读者适合他的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确信,一个好书商能卖掉他想卖掉的东西,如果他熟悉他的业务,他什么书都能卖掉。他只要向可能会买这本书的人推荐。想把某某夫人的某某小说卖给习惯阅读巴尔扎克、莫泊桑和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读者,那是徒劳的。但我们可以让它像小面包一样,推荐给理发店、杂货店和肉店里的伙计,他们会相信,如果他们读过这些书,他们便能征服所有的女人……”

     

    言归正传。在《加斯东·伽利玛》中写到1919年伽利玛出版社的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以六票对四票微弱优势,击败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的罗兰·多热莱斯《木十字架》,获得龚古尔奖。结果阿尔班·米歇尔脑筋动得快,在《木十字架》封面上加了一个腰封,上写大字“龚古尔奖”,上面用一行不起眼的小字写“十票得了四票”。《阿尔班·米歇尔》中对这段事情的叙述是这样的:  

     

    《木十字架》阿尔班·米歇尔一下就印了一万册。多热莱斯觉得这是疯了,他劝出版人谨慎一点,但阿尔班·米歇尔信心十足,毫不动摇,只是一个劲地笑。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多热莱斯退伍了。同一天,好像是命运的安排,《木十字架》上市了。

    小说出版后,立即受到了评论家的好评。大家都承认小说风格明快,有动感,“巧妙地把感情与讽刺结合了起来”,“一部欢快而真实的巨著”。很快,人们就说多热莱斯会得将于十二月颁发的龚古尔奖。作者在评委会内部有强劲的支持,有人已经放风说他肯定得奖。然而,他有一个不利条件:五年来,每届龚古尔奖都颁给了有关战争的小说。敌对状态停止一年之后,也许应该奖励一部与最近的事件没有太大关系的文学作品了。而且,性格急躁的雷翁·都德吵吵嚷嚷地声援马塞尔·普鲁斯特,他想让《在少女花影下》得奖……在特鲁昂饭店三楼十五号房间的水晶吊灯下,争论十分激烈。对立的双方甚至一度采取了政治手腕,右派嘲笑普鲁斯特,其他人讽刺多热雷斯。当有人提名《木十字架》时,都德大发雷霆。吕西安·德斯卡夫为这本小说叫好,试图说服那些犹豫不决的人。最后,结果终于公布了,普鲁斯特险胜:六票对四票。“就这样,少女的花影战胜了浑身是血的英雄的影子……”老诗人罗贝尔·德·孟德斯鸠公爵叹息道。以前,他经常去埃德蒙·德·龚古尔的文学沙龙。

    在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失望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多热莱斯后来才发现,败给像马塞尔·普鲁斯特这样的竞争者,这一点都不可耻:“我在一九一九年龚古尔奖的角逐中败给了普鲁斯特,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你们想想,如果我战胜了普鲁斯特,那会出现什么情况?无论是当代人还是后代人都不会原谅我!”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多热莱斯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人道报》讽刺道:“可那个多热莱斯也是怪,才三十三岁,志愿入伍,打了五十个月的仗!给老人们让位吧!人们会这样对你说。”老人,指的当然是普鲁斯特,那位四十七岁的前辈,人们不能原谅他在战争期间躲在房间里喝着温温的啤酒,坐在壁炉前还冷得发抖。

    女作家拉希尔德自从小说《维纳斯先生》获得成功后,名声显赫,她想弥补龚古尔奖的“过失”。她是费米娜奖(即幸福生活-费米娜奖。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由《幸福生活》杂志的合作者组成的评委会颁发的重要的评委之一,她没费多大的劲就说服了她的同事们。龚古尔奖颁发两天之后,罗兰·多热莱斯就收到了这个由女性评委会颁发的奖,这对他受到伤害的尊严是一种小小的安慰。“我很高兴没有获得龚古尔奖,因为这种失败使我有机会受到女同行的嘉奖……她们的举动太了不起了。”

    许多读者和评论家并不认可龚古尔奖的评选结果,首先是阿尔班·米歇尔,所以,他理所当然地在小说的腰封上印上了这么几个大字:“龚古尔奖”,下面有一行几乎看不清的小字:“十票得了四票”。而且,人们还认为应该在下面再加上几个小字:“‘幸福生活’奖获得者,十九票得了十四票”。对于一部落选龚古尔奖的小说,这种渲染太精明了,让普鲁斯特的出版人加斯东·伽利玛气疯了,他把阿尔班·米歇尔告上了商业法庭,要求“撤下腰封上的文字,并从有关这部作品的任何广告上取消此类文字”。

    而与此同时,《幸福生活》的女士们也很不满,她们觉得腰封上有关她们那个奖的文字太小了。一九二〇年一月三十日,阿尔班·米歇尔在答复她们的时候,故作惊讶,试图大事化小,说这样一行无伤大雅的文字怎么会引起这样的轩然大波?“我将非常诚实地向你们解释这个腰封的来龙去脉。一知道《木十字架》获得了《幸福生活》的这个奖,我就打电话给朗罗印刷厂,要他们制作和印刷这一腰封,但没有就字体的大小作任何规定。制作这一腰封的目的不过是想告诉大家,这本书在龚古尔奖的评选中仅一票之差落选,但在《幸福生活》那个奖的评选中却得了绝大多数票,作者最后得了后一个奖。据我的回忆,《木十字架》一得奖,你们的有关部门就问我要几本书,我没加腰封,马上把书送过去了。当时,你们曾经打电话给我,要求突出《幸福生活》的这个奖,我急于满足你们的愿望,因为我绝对不想削弱这个奖的影响,恰恰相反,我向你们保证。至少是现在,我无法就腰封的文字及其形式作任何改动,因为我的同行伽利玛的想法与你们完全相反,他认为龚古尔奖‘十票得了四票’和‘幸福生活’奖‘十九票得了十四票’不是一样大,他告了我。这再次证明我们的好人拉封丹说得真是对极了:人无法既满足大家又满足自己的父亲。”

    阿尔班·米歇尔被判向伽利玛赔偿两千法郎的损失,但这算不了什么,因为这一小小的新闻使这本书的反响更大了。

    三年后,爱挖苦人的阿尔班·米歇尔也败了一回。当时,他出版的亨利·贝罗的《肥胖者的苦难》 击败了伽利玛的作者儒勒·罗曼的《吕西安娜》。这回,是加斯东·伽利玛印了这么一个腰封:“龚古尔奖十票得了四票”。但他后来通过小道消息得知,在倒数第二轮投票中,儒勒·罗曼本来能得五票的……如果不是主席的票一票顶两票,他应该能获胜的。于是,他又印了一个新腰封:“龚古尔奖十票得了五票”。阿尔班·米歇尔拿起电话,拨通了他的这个同行,用嘲讽的语气问他,此消息是否确实。他并不想指责两年前告了他的伽利玛,只是想假装怀疑这一小道消息的真实性:五票对五票……挂上电话后,他口述了一封给伽利玛的信,想利用这个机会教他一个编辑小知识:正如我在电话跟您说的那样,我并不想指责您在腰封上写的东西,只是想问您它所宣布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我绝不会责备一个同行,当文坛给他提供了一个好机会的时候,利用各种手段来宣传自己的书,我只是反对,当我本人也遇到这个好机会时,您所做的广告完全违背事实。”

  • 2010-04-02

    有我,你别怕

    两三年前,同事小蔺签了一本名字很动人的法文书J'aime avoir peur avec toi。她直译为《我愿与你同担恐惧》。我只知道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年轻母亲生了一个智障女儿,其间经历的痛苦与爱。后来小蔺辞职闯天下去了。这本书没人管了,我便接了过来,请复旦法文系研究生谈珩姑娘翻译,之前请她翻译过一本法国小说《秘密》,比较熟悉了。

    这本书非常薄,原版只有96页。还在翻译中,我便开始想,这么薄,封面怎么设计呢?原版的封面很简单:

    好在书中有好几幅黑白照片,第一张作者抱着婴儿的照片特别动人(见下面的封面)。赶紧托版代问Seuil出版社,书中的照片能不能让我们使用。答复是可以。这才放心了。今年年初,由于已经过了合约中规定的18个月出版期限,Seuil出版社来催问书的进度,我们只好再付一点延期费。与此同时,我的同事何家炜兄也抓紧制作,请美编同事董红红操刀设计。我们都觉得《我愿与你同担恐惧》这个书名太书面,便改为口语化一点的《有我,你别怕》。

    三月初,就在我们准备付印的时候,作者卡特琳娜·谢纳(Catherine Chaine)给何家炜写信说,她即将到中国来,因为她丈夫Marc Riboud要在上海、北京举办摄影展。

    我们面面相觑,Marc Riboud不就是法国摄影大师马克·吕布吗?我们还有眼不识泰山,在封面上把他的名字按照发音译成了“马克·里布”——可见对于一本半途接手的书,编辑对书的内容有时的确没办法做到知根知底(后来我听版代说,小蔺同学当初买这本书的版权,马克·吕布的照片就是一个因素)。赶紧改掉,一边为避免出丑闹笑话而感到庆幸,一边也为在书中用了摄影大师的照片而高兴,好像捡到了一只大皮夹子。

    这是一本奇特的小书,由母亲卡特琳娜·谢纳执笔,父亲马克·吕布拍照,写的是女儿克莱芒丝。我还没看过书,不知道到底写得怎么样。我们请毛尖为这本书写了篇序言《我们不怕》,已经在最近的《新民周刊》刊发。

    马克·吕布摄影回顾展《直觉的瞬间》今天在上海美术馆闭幕,即将于4月23日——6月6日移师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继续展览。这本讲述这个三口之家故事的小书终于可以跟着马克·吕布夫妇一起,和中国读者见面了。

    此时我想到另一个为保护孩子而勇敢站出来的家长,赵lianhai。此刻他还在黑暗中战斗。我难以忘记他五岁的儿子举着A4纸的照片,上面写着:“我爱爸爸 5288”。身为一个婴儿的父亲,我自己能感受到他以及许多父母勇气的源泉。我知道,每一个为人父母者,都会对自己的孩子说:“有我,你别怕。”那些残害孩子的人,以及竭力掩盖真相的人,是我们的公敌。

  • 两年前,四川地-震后,我曾在博客上请大家一起推荐一些适合给青少年看的书,建一个理想中的“纯真图书馆”。说来惭愧,后来大家选了不少书出来,也有朋友曾推荐一些学校的线索,但也始终没有付诸实施。去年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一群年轻的朋友脚踏实地地做了一个“立人乡村图书馆”的项目,非常佩服。

    最近四川有位热心的网友写信来,给了我不少鼓励,同时提供了绵竹安县桑枣的一个小学图书馆联系方式。

    因为书是给小学生看的,而大家当初列出的书目主要还是针对中学生的,所以如今重新启动,书目还得做些调整。我个人对小学生的阅读情况很不了解,一时半会儿还不太清楚哪些书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看。欢迎大家多出点子。我在这里把两年前许多人开出的书单再列一遍,可以从中先挑选出一批。总之,先确定一个书目(100种左右?)。再做第二步的打算。欢迎补充。

    ansheng推荐:
    《中国人史纲》
    《平凡的世界》
    《骆驼祥子》
    《野性的呼唤》
    《傲慢与偏见》
    《红楼梦》 

    王寅推荐:
    《聂鲁达诗选》
    《草叶集》(惠特曼)
    《里尔克诗选》
    《卡夫卡日记》
    《瓮葬》(布朗)
    《阴翳礼赞》(谷崎润一郎)
    《小王子》(圣埃克苏佩里)
    《安徒生童话》
    《水浒传》
    《枕草子》(清少纳言)

    Arto推荐:
    小王子
    飞鸟集 新月集 萤 泰戈尔
    先知 纪伯伦
    小说:
    古都 川端康成
    动物农场 奥威尔
    骑兵军 巴别尔

    棋枰灯影推荐:
    美的历程
    大进军
    饿乡纪程

    Hanyan推荐:
    希腊三部曲
    手斧男孩
    彼得潘
    大盗贼
    小飞人卡尔松 等林格伦的作品

    颜禾推荐:
    长腿叔叔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佐贺的超级阿嬷
    窗边的小豆豆
    小王子
    LA流浪记
    有一天啊宝宝
    樱桃小丸子
    机器猫


    李湃推荐:
    《夏洛的网》:理解生命、友情以及爱
    《海鸥乔纳森》:有一种生命的意义叫做超越自我
    《爱心树》:懂得感恩
    兔饱饱:
    苏菲的世界
    生死朗读
    长尾理论
    我是你爸爸
    绝代双骄
    三个火枪手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史记

    Kappa推荐:
    刀锋
    西藏生死书
    苏菲的世界
    草原上的小屋(系列)

    飞飞推荐:
    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园丁集》(冰心译),《飞鸟集》、《新月集》(郑振铎译)
    《源氏物语》(丰子恺译,插图版)
    《梵高传》(欧文斯通著,常涛译)
    阿西莫夫、凡尔纳的科幻小说

    DDB推荐:
    远大前程
    长腿叔叔
    草房子
    红瓦
    银河铁道之夜
    查令十字街84号

    卓玛推荐:
    《鼹鼠的故事》(接力社)
    《淘气包日记》(作家社)
    《丁丁历险记》(中少社)
    《遗失的一角》(南海出版公司)
    《玛法达》(当代世界)
    《小王子》(人文社)
    《夏洛的网》(译文)
    《十万个为什么》
    《21世纪少年儿童百科》(浙少)
    《尼尔斯骑鹅历险记》(燕山)
    《父与子》(译林)
    《吸血侠达伦山传奇》(人文)
     
     暗夜之鸦推荐:
    林达作品系列

    yanchao:
    小妇人
    动物农场
    安徒生童话
    人类群星闪耀时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印度之行
    园丁集
    飞鸟集
    昆虫记

    盛韵推荐:
    爱的教育

    btr推荐:
    小王子

    ftz推荐:
    天使雕像

    -推荐: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阿西莫夫最新科学指南(上下)
    陈荫荣:兴唐传
    柏杨:中国人史纲
    明朝那些事儿

    涵涵推荐:
    伊索寓言
    一千零一夜
    十日谈
    青鸟
    雪人
    草房子
    安房直子的书
    安琪拉的灰烬
    苏菲的世界
    小王子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
    哆啦A梦
    麦兜系列
    三大师
    石榴之屋
    西游记
    窗边的小豆豆
    平面狗
    夏洛的网
    吹小号的天鹅
    大卫·科波菲尔
    雾都孤儿
    《三国演义》连环画
    月亮忘记了
    尼尔斯骑鹅历险记
    长袜子皮皮
    晴天有时下猪
    小熊温尼·菩
    爱丽斯漫游奇境
    玛蒂尔达
    古文观止
    东周列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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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马大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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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的乐趣 

    rukia03、- 荐书
    《趣味物理学》
    《林肯传》
    《顾城的诗》
    《张爱玲散文》

    段晓楣荐书:
    狮子男孩
    平面狗、zoo
    142个阅读起点
    海水正蓝
    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
    神学旅行
    儒勒·凡尔纳全集

  • 前两天写腰封,其实是为了今天的这篇铺垫。只是前两天写得累了,就先贴了出来,没想到还挺热闹的。可见是挠到了许多读书人的痒处。

    豆瓣上“恨腰封”小组那么多人,其实大家恨的,是腰封上乃至封面封底上,出版商夸大其词或者胡说八道得令人反感的雷人句子。好友李湃曾在南都写专栏“贵圈真乱”,有一篇文章《出版那些范儿》,调侃了几家著名出版社、出版公司行销风格,其中他还提到了他的老东家:“如果一本新书,腰封大写多少人读了掉眼泪,那很有可能是‘新经典文化’的书。多少年以来,‘新经典’始终坚持腰封三板斧:第一,排行榜上彪炳战绩;第二,某某名人鼎力推荐;第三,强有力的数字支持,或者销量,或者读者人数。最响亮的口号有:感动一亿亚洲人……全球三千万张迷翘首以待……”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新经典去年出版的一本书,腰封上是这样写的:

    一部最好读的诺贝尔奖杰作
    一部让女人找到女人感觉的杰作
    被《纽约时报》誉为《百年孤独》之后最好的小说

    这是什么书?是多丽丝·莱辛1973年出版的小说《天黑前的夏天》(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要知道,多丽丝·莱辛是200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哦。况且,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讲给作家整体的文学成就,哪有什么“诺贝尔奖杰作”?《百年孤独》是1967年出版的,即便是New York Times的书评人John Leonard在1973年的书评中写了“《天黑前的夏天》是《百年孤独》之后最好的小说”这样一句恭维话,时间也已经过去近40年了。这几句腰封广告语剥离了具体语境,再将之突出放大放在当代,这不是欺骗读者的扯淡么?

    今天要在这篇博客里介绍一个法国出版商做的腰封,颇具无厘头色彩,令人笑翻。是我在《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中看来的。

    1919年,普鲁斯特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追寻逝去的时光》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我在这里按照周克希先生的译名,书中胡小跃译为《追忆似水年华》、“在少-女们身旁”)。虽然销售和口碑都不错,但离加斯东·伽利玛和普鲁斯特的期望值还差得远,只有获得龚古尔奖才能让这本又长又难懂的书走进普通读者当中。七十五岁的老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就不愿意读《在少-女花影下》,叹息道:“生命过于短暂而普鲁斯特太长了……”

    普鲁斯特作了周密的安排。从九月初开始,他就告诉一些朋友,他是今年龚古尔奖候选人之一。他经常去饭店吃饭,利用最好的朋友和最亲密的关系对龚古尔奖10个评委施加影响。

    十二月十日,龚古尔学院根据传统在特鲁昂饭店吃午饭,并宣布普鲁斯特得奖,但只比他的对手罗兰·多热莱斯多两票。多热莱斯的《木十字架》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由阿尔班·米歇尔出版。

    《在少-女花影下》几天就卖光了。获奖宣布过去十多天后,伽利玛想尽办法,总算供上了货。书上包了腰封,上面写着“龚古尔奖”。这在伽利玛出版社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然而在评奖中败北的阿尔班·米歇尔脑子转得很快,他给多热莱斯的《木十字架》也做了同样的“龚古尔奖”腰封,上面加了一行小字“十票得了四票”。伽利玛一度想起诉阿尔班·米歇尔抄袭创意,但后来放弃了,觉得起诉跟做那个腰封同样都不光彩。

  • 2010-03-29

    国籍二谈

    没想到写了关于书的封面上要不要注明作者国籍,收获了这么多有趣的反馈意见。

    不过有的读者可能对我阐述的问题有点误会了。这里具体说明一下。

    1。关于图书版权引进国的排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每年都是有统计的。我在这里列一下最近几年的排名:

    2008年图书版权引进地情况如下:
      美国4011种,英国1754种,德国600种,法国433种,俄罗斯49种,加拿大59种,新加坡292种,日本1134种,韩国755种,香港地区195种,澳门地区4种,台湾地区6040种,其他地区450种。

    2007年图书版权引进地情况如下:
      美国3878种,英国1635种,德国585种,法国393种,俄罗斯92种,加拿大33种,新加坡228种,日本822种,韩国416种,香港地区268种,台湾地区892种,其他地区1013种。

    2006年图书版权引进地情况如下:
      美国2957种,英国1296种,德国303种,法国253种,俄罗斯38种,加拿大40种,新加坡156种,日本484种,韩国315种,香港地区144种,澳门地区2种,台湾地区749种,其他地区4213种。

    引进的图书中美国图书最多,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美国文化对中国人生活全方位的影响,也是最大的。

    2。我所谈的是封面上有没有必要标明作者国籍,并不是书里头就不介绍作者背景了。读者完全可以翻开书,看勒口或封底看作者的具体介绍。

    3。正是英语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对大众读者(口味独特喜爱印尼、蒙古、爪哇作家的读者另当别论)在阅读心理上所可能产生的微妙影响,使得读者在封面上第一眼看到作者的美国国籍,也许会有一种心理暗示,提高他拿起书翻看的可能性。这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弱小国家的作者,是一种不公平。去除封面上的国籍,也许会提高读者的翻阅率?

    4。我希望去除封面上作者国籍,是希望有些读者放宽自己的视野,放纵自己的好奇心,不要仅仅因为作家来自你陌生的国家,而忽略那些神奇国度和人物的精彩。

    5。哪个同行能告诉我,出版管理部门是否有规定要求出版物的封面上必须注明外国作者的国籍?

  • 如果塞林格还在世,此时他也许又要打官司了。

    昨天看《新京报·书评周刊》网络版,得知又有一本塞林格的传记问世了:

    塞林格传记披露孤僻一生

     年初,《麦田守望者》的作者J.D.塞林格以91岁高龄去世。三个月后,一本名为《塞林格:清高一生》的传记出版。有关塞林格的传记此前已有好几本,而最新出版的这本传记则着重于剖析这名作家著名的孤僻而清高的性格。

     塞林格最后一次出版作品是在1965年,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是在1980年。八九十年代,塞林格纠缠于非授权的传记风波中,他和英国诗人,传记作者汉密尔顿大打了一场官司,也被自己前妻和女儿出版的传记弄得精疲力竭。

     如今,这本传记同样没有得到他的授权,作者因此没有在书中直接引用塞林格的话,也很谨慎地使用和塞林格有关的作品文献。但这本书的作者斯拉文斯基是全球知名的塞林格研究专家,作者使用的是亲身调查和查阅图书馆文献资料获得的材料,其中立客观的学术价值获得了相对普遍的肯定。

    这本书的标题显然脱胎于Raise High the Roof Beam, Carpenters。不过Kenneth Slawenski何许人也?我在网上搜到这么一段介绍:

    Kenneth Slawenski is a world-renowned expert on JD Salinger - he has run the Dead Caulfields websit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widely thought of a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Salinger site. He has devoted the last seven years to researching and writing his book,JD Salinger: A Life Raised High.

    又搜到一段:

     Born and raised in New Jersey, Kenneth Slawenski attended community and state colleges, where he earned two degre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reading The Catcher in the Rye as an adult led to an interest in J.D. Salinger and he began to independently research Salinger’s life. In 2004, he created the site Dead Caul-fields (www.deadcaulfields.com), endorsed by The New York Times as the best Salinger resource on the Internet. In recent years, he has worked with Hollywood filmmakers as an historical consultant.

    说白了,这是塞林格的超级粉丝和业余作者,从网上的这篇书评看,他的写作态度应该还是比较认真的。

    出版这本书的Pomona Books是英国约克郡西部的一家刚开张的小出版社。另外一家小出版社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出版社也同时出了澳洲版。

    ANA版权代理公司的Daisy,在她1月31日的博客上说,“这几天总有人来问我这里有没有塞林格的传记,我觉得很奇怪,这是怎么了?上网一搜索才知道原来是他去世了。1月27日。这周末的国内国外报纸杂志铺天盖地都是关于塞林格的features。这响动,可够大的!”

    这下,那些打出打听有没有塞林格传记的编辑、策划人可以下手了。我还可以提供一条信息供这些同行参考。两三年前为译林社翻译了保罗·亚历山大著《塞林格传》的孙仲旭兄曾来信说,这本书译林社版权到期不再续约了,问我有没有兴趣出版,他可再修订译文。当时我正在编辑《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心想,塞林格不惜将保罗·亚历山大、伊恩·汉密尔顿等传记作者告上法庭,我作为他的编辑,再出版这些他痛恨的传记,岂不是对作者的背叛吗?当然,塞林格本人是不会知道这一切。一段时间以来,我对出版《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译林社的种种做法深感困惑。一方面,在很长时间内,除了之前版权被浙江文艺社买走的《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的版权长期无人问津。是不是译林社只对《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样的超级畅销书感兴趣,而根本不考虑作家作品的整体性?(非常感谢他们因此给了我出版这几本书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们既出了《塞林格传》,又出了《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请注意,这本书的原名是At Home in the World),还翻着花样出版各种版本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有插图版,双语对照版,还有以下这个雷人封面版。我猜想,这些版本情况、封面设计,可能并未送塞林格本人或他的经纪公司过目,或者没有充分介绍。

    我认识好几位译林社的前辈、同行(见过面的,没见过面的)。拉扯这些,他们看到未必高兴。之所以还在这里写出来,无非是想许多同行共勉:出版一位作家,就以尊重他的方式出版他/她吧。

  • 我很想做一个实验:同样一本书,封面上的作者国籍分别写“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然后放在书店里,看拿起“美国”的读者多,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多。然后过一阵子再统计统计,哪本的销量多。

    其实不用做这个实验,大多数人心里已经知道答案。

    前两年有位做外国文学出版工作二十多年的前辈就跟我说,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外国小说还是美国小说。言下之意,是应该多花时间关注美国文学。这几年编辑做下来,我的确很喜欢美国文学:J.D.塞林格,菲利普·罗斯,E.L.多克托罗,保罗·奥斯特……大气,丰富,充沛,悲悯。只是我常想一个问题:如果在封面上把作者的国籍隐去,有什么关系?

    今天北京做童书的同行柳漾恰好也跟我说起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似乎没有理由非得在书上注明作者的国籍不可,因为我们常常会碰到许多国际性作家,譬如说迈克尔·翁达杰,他出生在斯里兰卡,在英国长大,现在定居加拿大。虽然他国籍是加拿大,但看他的长相,还有他的作品,很多与加拿大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关系。还有我的同事马上要出的布克奖获奖小说《白老虎》,作者阿迪加是印度人,后来移居澳大利亚,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你看到他的脸,会觉得注明“澳大利亚”国籍挺荒唐的。同事后来还是在封面上写了[印]阿迪加。年初和去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Colum McCann在一起。他是爱尔兰人,现在定居纽约。我问他你到底算是爱尔兰人,还是美国人?因为爱尔兰文学推广机构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一直在推他的书。他说我有两本护照,一本爱尔兰的,一本美国的。

    在封面的作者名字旁注明作者的国籍,除了中国大陆,我在国外的书上似乎没见过。台湾的书上也从来不写。

    难道中国出版界这么做,是有相关方面的规定?真奇怪。

    在书的封面上强调这样的印度小伙子是澳大利亚人,是不是让人挺奇怪的?